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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对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有望在明年年初重新启动或进行测试
“独生第二个孩子”(夫妻双方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推迟了几年,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实施。如果进展顺利,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进行试验;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在2015年后全面放开“第二个孩子”的政策。
这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知情人士最近向记者透露的消息。
“独生子女政策确实正在重启,但具体实施计划尚未最终确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告诉记者。他预测,到那时,在不同的省份和批次实施“单独二胎”的可能性会更大。
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言人兼宣传部部长毛群安表示,他没有被授权发布相关信息。
有一个“三步走”的计划来开发“独立的第二个孩子”
据一位接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已经重启了“二孩分离”计划,该计划最迟可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试行。有关权威专家进一步透露,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也正在酝酿中,即在2015年“十二五”末之后,将出台“二孩”政策,即届时夫妻双方,无论是否独生子女,都可以生育二胎。
记者了解到,最迟从2007年开始,几个官方研究机构接受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就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进行研究。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要“稳步开展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试点工作”。
关于“二孩分离”政策的出台,当时的主流意见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甄振武教授领导的团队制定的“三步走计划”:从2011年开始,东北地区和浙江等省率先试点“二孩分离”政策;第二步是放开北京和上海等省份;第三步,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5年之前)中,是实现“只生第二个孩子”的政策。
2011年4月26日,翟振武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就人口问题作了说明。翟隽的计划曾得到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在2010年下半年进行了修订和微调后,提交给了国务院。
此前,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执行。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如放开“两个孩子”(丈夫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在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实施“一个半孩子”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2011年前,中国大陆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约占总人口的35.4%;“一个半孩子”政策覆盖了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了9.7%的人口(一些少数民族夫妇;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也可以有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政策覆盖1.3%的人口(主要是藏族和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
两年前,最近的重返议程被搁置
2011年,“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接近成熟。同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提交了《关于完善个人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与综合改革会议达成共识: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选择部分试点省份开展“二孩分离”试点。
广东、上海等省市也表示希望先在各自的省市进行试点。
然而,有许多人反对放宽人口政策。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更加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即:“一个孩子在城市和农村,一个特殊的第二个孩子,三个孩子是严格禁止的,没有孩子得到奖励”;逐步将总人口减少到5亿左右。
政府机构中也有一些反对者。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他们担心放宽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不利于解决环境、资源、城市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诸多问题。一些政府经济部门甚至担心人口的增长会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重要官员曾告诉记者,“独生子女”政策也遭到了几个省的省委书记的反对。
反对派的声音一度占据上风,再加上计划生育系统重要人员的不断变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随后国务院政府机构的改革,导致“独生子女”政策被搁置。
今年3月,国务院进行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成立了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从那以后,“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又被提上日程。
然而,关于如何调整和实施生育政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量,即哪个部门属于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
今年3月1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纲要》,指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和人口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应交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当时,外界解释说,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权力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然而,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三定”计划,也明确指出“负责改善生育政策”是卫生计生委的重要职能之一。同时,在计划中的“取消职务”一栏中,没有前面提到的“制定人口政策”的内容。
7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兼秘书长李普民在回答记者关于人口政策制定的领导权是否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提问时说,这方面的“三定”方案正在制定中,制定者是中央政府。
一些接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决策层的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说,即使最终确定人口政策制定职能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与卫生计生委的“完善生育政策”职能并不矛盾。“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后者更宏观和虚拟;前者更具体、更现实。”这个人说。
人口数据支持生育政策的调整
主流人口学家认为,放宽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爆炸,但也会带来许多好处,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和缓解社会矛盾。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选择了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山西省临汾市、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个农村地区进行全面的“二孩”试点——即无论夫妻是否是独生子女,无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性别如何,他们都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试点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泉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没有出现反对者担心的人口激增。
外界也认为,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主要数据有利于促进中国人口政策的放松和调整。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mainland China总人口为13.4亿;年均增长率为0.57%(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13.26%;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6 (100名女性)。
就出生率而言,2000年至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57%,比1990年至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低了近一半。
与此同时,“总生育率”,即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子女的平均数量,是人口统计学中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人们普遍认为,当总生育率为2.1时,两代人之间的人口更替将大致平衡。除此之外,人口逐渐增加,而另一方面,人口却在减少。
中国民族大学科学学院副院长、统计学教授徐世英的团队直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出总生育率,该数据为1.18,远低于2.1。这一结果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即使考虑到漏报等因素,记者采访的许多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给出的最乐观的数字只有1.65。
就老龄化而言,界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如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或者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10%,他们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也可以细分为:当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19%时,为轻度,20%-29%为中度,30%及以上为重度。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达13.26%,属于“轻度老龄化”。
出生时的性别比例通常为103-107(女性为100)。1980年以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在105到106之间波动。2010年,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30年后,该指数升至118.06。
出生性别比高的直接后果是数千万男性“单身汉”的出现。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20年,中国将有约1.12亿25 -35岁的年轻男性,约7200万20 -30岁的年轻女性。到那时,可能会有超过4000万的单身汉。换句话说,不到三分之一的适婚男性是单身。
相比之下,自甘肃省酒泉市农村地区开展“二孩”综合试点项目以来,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已恢复到106.30和106.83的正常水平。
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时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维庆在2007年1月公开表示,出生性别比上升有许多原因,特别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法观念。这个问题也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加剧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态势,并不是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导致更高的性别比。
事实上,包括时任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多位官员都曾预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公布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时间表也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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