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要做引擎 促进内陆城市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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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广州、深圳、香港相连的贸易链一直引领着整个泛珠三角地区，包括江西、湖南等省，它们实际上与大湾区融为一体，最终产品要么出口到上海，要么出口到深圳，要么出口到香港。

2018年1月8日，广州天气阴冷。上午九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沈在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话题的升温，申参与了50余场解释政策的宣传活动，讲座和旅游成为他去年工作的关键词。沈笑着解释道:“除了日常的行政和科研工作，我基本上每周都要讲两三次课。回国后，我有时不得不做政策咨询服务。我最忙的时候，几乎没有下班的概念。”

不到半个小时，就接了沈两个工作电话。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坦言，“我认为科学研究并不难。我不喜欢太多的娱乐，我更喜欢关注我的家庭。教育孩子、做家务、陪伴亲戚都是自我调节和休息的方式。”

对于沈来说，能够参与的建设，体验其中的变化，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体验。沈郝明说，每天晚上接送孩子回家时，从窗外看到城市的广阔暮色，常常让他觉得路的尽头是一个无限的空房间。

大湾区热的背后

时代周刊:在过去的一年里，华南地区迎来了“粤港澳大湾区”热: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在香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入港合作安排获批实施“一地两检”，港珠澳大桥即将开通……这一热潮的原因是什么？

沈::一方面，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香港本身也存在危机。过去两年，香港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经下降，并被新加坡超越。香港没有抓住互联网高科技崛起的机遇，但过去仍然依赖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占用大量资源，当地风险资本交易量不足，高科技创业活力不足。香港也在反思:大湾区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无论从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还是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港澳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我在深圳和香港机场的经历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去年，深圳和香港机场的旅客总数超过1亿，珠海和澳门机场的旅客流量超过1200万。这一差距反映了大湾区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

《时代周刊》:具体到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实施了哪些重要政策？

申:三地都有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规划中。

广东省最为明显，其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基础设施连接，如广州白云机场扩建(600004)，第二个机场的开放，新的高速火车站的改造，以及十个新车站的建设。二是努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营销环境国际化。例如，广州南沙自由贸易区应把南沙建成国际金融岛，实现与香港金融规则的对接。三是创新型科技产业的规划，如建设广深科技(000021)创新走廊，在广州、东莞、深圳搭建十大平台，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科技元素。这条科技和创意走廊与珠江西岸的制造业带遥相呼应，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工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在香港，特区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了发展办公室，积极跟进和落实中央的政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他的第一份施政纲领中，特别提到与粤港澳大湾区有关的措施。此外，香港建设广深港高铁的政策和探索一地两检通关便利化模式已基本落地。对澳门而言，主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初步框架，即“两大角色、三大定位、八大任务”展开。

打破交通壁垒，中心城市的房价将会趋同

时代周刊: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港珠澳大桥备受关注。它所代表的交通项目将扮演什么角色？

申:将在河口地区围绕海湾建设一条网络走廊，以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目前，港珠澳大桥已经竣工，几个基础交通项目也已逐步完成。与东京湾、纽约湾、伦敦、巴黎等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半径不足30公里，城市发展处于扩散状态。交通建设将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使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地融入社会。

交通连接后，中心城市的高房价将会趋同。目前，深圳的房价是珠江三角洲的最高峰，远远高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其他城市。未来，深圳的人口将首先向深水区扩散，包括惠州的大亚湾、东莞的长安和中山的翠亨新区。同时，商业、教育、医疗等因素将被分散，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届时，广州南站至惠州南站仅需70分钟，深圳北站至惠州南站仅需25分钟。城际联系将加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将初步形成，这将有利于整个湾区居民的生活和工作。

时代周刊: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有学者建议可以参考欧元区国家的经验。然而，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暴露出在统一机制下的消极怠工和自我清洗等问题。从大湾区的建设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沈::谈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地理因素的限制，欧洲国家需要统一市场以缓解各方面的经济增长约束，因此经历了从共同体到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货币统一的转变。就货币改革而言，欧元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在其发展之初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由于整个组织的东扩，各国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制度机制不同，经济差距也在逐渐加大。最后，经济发展势头和文化差异导致了危机的诞生。

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反，在后一阶段没有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群都是讲粤语的地区，文化上同宗同源，经济差距相对较小，经济发展的动能基本相同。根据国家的总体情况，每个城市都在积极发展本地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大湾区的内部一体化比欧盟有更多的条件和更强的向心力。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要素的便捷流动，如何使通关更加便捷，如何实现一地或两地检查，从而实现贸易、供应链和工业之间更加顺畅的联系。目前，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联盟。内地九市与港澳的制度差异导致资源流动障碍，单边开放格局将长期存在。外汇仍处于控制阶段，如何处理好三种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些人建议在创造新货币之前先联系汇率，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创造新货币。人民币本身已经走强，问题在于如何与港澳货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海外资金池，承担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如何在这方面更上一层楼，是香港在大湾区融合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国家将拭目以待。

《时代周刊》: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从全球视角分配世界高端人才资源。据你所知，大湾区国际人才流失的现状如何？

申:布局高端产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和配套设施，是人才聚集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广州和深圳已经显示出明显的趋势。我在广州和深圳居住的社区中，有一半是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人才或企业高管。

未来，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大湾区需要改革要素的流通，也需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管理权。例如，去年，在对外国人开放72小时免签证后，公安部对在广州等地的外国人开放了144小时(6天)免签证过境，但仍采取在同一口岸出入境的政策。如果将来能进一步改革，例如，那些进入上海的人可以离开广州或深圳，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人才流动将再次加速。

《时代周刊》:由于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它们的单位劳动成本也有很大差异。然而，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地将人才、技术和资本从中小城市转移到中心城市和发达城市。有人认为这将进一步扩大经济差距，造成大湾区内部的不平衡。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样？

申:人口和资本向大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全球性的规律。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9+2”城市群都是流入地，而广东省一直是人口流动性最大的省份。

对于珠三角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来说，深圳的高端产业和香港、广州的生产服务业辐射力较强，有望带来更深层次的经济融合。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意味着城市环境将得到改善。在广州、深圳和香港等主要城市的带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将会增强。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可以进行广州和深圳工业的移民，他们未来的发展会更大。

事实上，与广州、深圳和香港相连的贸易链已经带动了整个泛珠三角地区，包括江西、湖南和其他省份，它们实际上与大湾区融为一体，最终产品要么出口到上海，要么出口到深圳或香港。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湾区更像是一个驱动引擎，在产业升级中扮演着增长极的角色，在制定贸易规则中承担着相应的职能，这将促进内陆城市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