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重在改造贫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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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扶贫不仅仅是给钱，而是关注改变贫困文化

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扶贫措施也应如此。准确的扶贫应该以能够保证持久扶贫的社会和文化为基础。准确扶贫应充分发挥能人的示范作用，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

扶贫工作不应简化为项目实施

扶贫实践往往被简化为项目的实施，甚至被简化为直接给钱；同时，从内容的角度来看，这些项目的目标往往局限于直接增加收入和改善基础设施。这种简化的方式便于推进扶贫工作，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多个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扶贫协同，农民积极性不高，容易滋生农民“等待、依赖、索取”的心理，项目实施绩效差，返贫率高。

首先，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涉及物质匮乏、能力不足、社会地位低下和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因此，减贫措施应该是多层面的。除了通过各种项目提供经济支持外，还需要社会安排，如改善医疗、教育、住房和信息接收渠道，以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二，经济支持嵌入社会文化系统，即“社会国家”，它可以促进或限制经济支持。如果经济支持与人们生活的“社会状态”不相适应，扶贫效果将大大降低，甚至“社会状态”将被破坏。部分地区扶贫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了村庄分化和村民之间关系紧张，扶贫开发引发的贫困人口“等待、依赖、渴求”心理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因此，除了通过扶贫项目提供经济支持外，准确的扶贫还需要引入改善“社会状态”和转变贫困文化的视角，并构建能够保证持久扶贫的社会文化基础。

构建精准扶贫的社会基础

精确的减贫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源供应和分配。为了确保穷人有效利用和分享扶贫资源，应该有相应的机制，即所谓的社会基础。结合当前农村扶贫实践，所谓准确扶贫的社会基础是增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表达、维护和促进贫困人口利益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可持续扶贫的社会政策。

扶贫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穷人的能力，而他们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能力。这是一个悖论，解决的办法是提高贫困社区和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吸收多维减贫理念，构建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体系，如改善饮用水质量、加强卫生保健、提高农村人口健康水平等；提供生产性公共服务，涵盖劳动力流动服务、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农业生产风险防控、保险等。第二，促进村民关系的和谐和生产生活的互助。农村社会一直具有高效的互助功能，但市场入侵、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力流动、扶贫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逐渐侵蚀了农村社会的有机体。因此，有必要重建农村公共性，提高村民组织化水平，恢复农村互助能力。第三，我们应该把项目的实施与农业技术和手工技能的培训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也是打开可持续扶贫大门的金钥匙。

精准扶贫是政府推动的民生工程。政府在筹集扶贫资源和快速实施项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然而，当面对农民复杂多样的需求时，面对政绩冠军的压力，政府往往无法提供细致耐心的服务，而是倾向于将扶贫资源推广给能够更好实施扶贫项目的农村精英，如村干部、大户和能人，导致了“精英俘获”和扶贫资源的偏离。为抑制精英俘获和目标偏离现象，有必要构建社会监督和利益共享机制。首先，政府应转变角色，放弃扶贫项目实施者的角色，将项目实施的任务转移给非政府组织、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同时重点监管项目实施，为项目实施提供服务。其次，政府购买扶贫开发服务，引进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参与扶贫。第三，允许贫困群体分享土地、资源和扶贫资金。

在“二合一”政策的推动下，“两不”贫困人口、暂时无法摆脱贫困的人口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被纳入扶贫社会救助，政府直接提供货币和物质援助。这是典型的“收入转移”扶贫政策。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认为，社会政策设计应该促进穷人储蓄、投资和积累资产。根据他的思想和社会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扶贫政策也应该按照“分类与政策”的原则重新设计:只为那些无法摆脱贫困的人提供“收入保障”；对于失业者、暂时无法摆脱贫困的人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我们应该采取有利于资产积累和赋权的社会政策。

有效利用文化资源，努力改造贫困文化

“文化发展”和“文化扶贫”是扶贫中两种常见的文化态度。前者认为文化是一种可开发的资源，如建筑、服装、手工艺品、歌舞、仪式和习俗，而贫困的原因是文化主体缺乏市场意识和发展文化和旅游业的能力。后者认为文化是知识水平、科技水平、公共文化设施、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贫困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科学知识缺乏、文化设施缺乏、传统落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他们对贫困有着相同的诊断，认为贫困的原因是意识的制约和能力的缺乏，这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应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文化，尊重和发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尊重他们的生存选择和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贫困地区的人们是如何知道、思考和做事情的。从内外因素的关系来看，扶贫开发资源如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和外来思想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激发贫困地区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必要考察他们自己的认知框架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目前，农村家庭的一般分工模式是中青年劳动者外出工作，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此外，农村人民知道种植业的绝对和相对效益相对较低。热情不高的原因是缺少劳动力和预期收入低。政府补贴补偿了他们的生产成本，而补贴的终止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成本将会增加，收益将会减少甚至亏损。因此，补贴终止后，农民将停止生产。这些项目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是项目设计者没有与穷人进行良好的文化交流。因此，不以穷人自己对生活、环境和发展的看法为基础的扶贫战略很难成功。

其次，探索和利用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定生计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适应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是人们适应其生活环境、寻求衣食住行的一整套手段和方法。传统的生计方式有其合理性，村民可以根据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生计方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发现和利用他们生计的价值，选择适合他们传统生计的扶贫和发展项目。

第三，适度控制和改造不适当的贫困文化。尊重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并不是按照顺序接受他们的文化而不做任何取舍。根据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长期遭受贫困的人们的一套文化态度、信仰、价值观和实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过高的人类消费、宗教消费、节日消费和祭祀消费，挤压了农民改善生计的投资；二是安于现状，不求进步的态度，以及扶贫开发带来的“等待、依赖、渴望”的心理。对于前者，应采取说服教育和政府监管来引导和适度控制。对于后者，要充分发挥能人的示范作用，营造“等待、依靠、要求”的可耻舆论氛围，培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

(作者是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

[注:本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精准扶贫中的资源嵌入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xsh012)

[参考文献]

①谭:参与理论的祛魅、文化自觉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省S山县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