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混改破冰 助力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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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柱博善在接受《时代》记者采访时表示，云南白药(000538，BUY)一案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50-50的股权模式会让外界担心公司未来的治理。然而，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相当大，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深化和突破的一年。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到深化国有资产改革时，特别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采取实质性措施。

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副局长、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方胜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混合改革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今年的重点只放在如何着陆上，因为我过去从未认真做过。”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非常重视混合改革的宣传。去年最重要的进展是，中央政府发布了许多有关混合改革的文件，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文件，这使得改革的政策框架已经确立。”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专家李进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国有企业改革专家朱博山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去年公布的文件外，混合改革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决心还不到位，总的来说是‘忽冷忽热’，一些负责实施改革的领导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感。”

混合所有制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它起源于寻求国有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被认为是国有企业走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途径。因为它涉及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也是混合改革被谨慎对待的原因之一。

经过多年的股份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混合所有制，但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仍然在这些企业中体现出来: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经营权与实际所有权分离，公司治理效率低下，这使得民间资本热衷于混合改革并观望，混合改革面临内外动力不足的困境。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这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许多专家表示，如果今年的混合改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施，将为整个供应方结构改革打开新局面。

着陆困境

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经过多年的混合改革实验，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问题:在一些地方，混合改革有假名称，混合为混合，并存在“走过场”现象；一些国有企业担心国有资本流失，缺乏混合改革的动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机制有待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难以衔接；私营企业的资本更少，发言权更少，顾虑更多，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热心。

李进说，混合改革过程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企业属性、经营目标、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市场化程度、资本量和优势领域等方面的差异。

“混合改革的下一步将侧重于完成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混合。之所以强调混合改革，主要是因为它对形成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机制、促进产权多元化具有“牵引效应”李进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李进分析说，“国有企业不同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是分离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投资者SASAC手中，而经营权则属于国有企业。”这给混合改革带来的问题是，即使私人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也很难获得与其股份相匹配的董事会席位。长期以来，民营企业通过注资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派遣董事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国有企业对重大业务问题的参与意识较弱。

朱博山认为，SASAC近年来进行的“自我革命”为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问题开创了新局面。去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相继搭建，SASAC退出国有企业实际运营、注重监管的改革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当SASAC从两个职位的现状中退出，将管理权交还给企业时，国有企业就有责任采用现代公司治理方法，用董事会来负责实际运作。这样，在混合改革之后，私营企业就有机会在企业中有发言权。”朱博山解释道。

这地方很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混合改革在许多地方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突出反映。其中，北京、福建、青海等省市主要推进了员工持股试点，北京还敲定了6家员工持股试点企业；湖南提出要实现省属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并出台国有资本分配调整的总体方案。广东、上海、云南等省将重点推进资产证券化。

李进表示，地方省市的积极表现与地方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有关。地方国有企业比中央企业更注重混合改革，积极性更高。中央企业得到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他们不热衷于引进私人资本。目前，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没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例子，更多的是中央企业之间的相互参与。另一个原因是中央企业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地方国有企业无疑比中央企业更“真诚”，中央企业经常在三、四级子公司进行混合改革。据李进介绍，这是因为地方国有企业的资源整合比较迫切，而且规模较小，所以比较灵活。

朱博山认为，地方国有企业的灵活性既与水平有关，也与数量有关。“地方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比较简单，一些重大问题可以由省市领导来判断。但是，中央企业的大部分重大问题不能由SASAC在这个层面上决定。

另一方面，李进说:“地方财政不太强，所以民间资本参与更可取。”

刚刚进入2017年，一个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云南省国资委管辖的云南白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根据计划，新华都(002264，BUY)集团将单方面增加云南白药的资本，交易完成后，云南SASAC和新华都集团将分别持有50%的股权。根据双方协议，增资254亿元。同时，根据计划，未来白药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选聘。

朱博山在接受《时代》记者采访时表示，云南白药案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50-50的股权模式会让外界担心公司未来的治理。然而，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相当大，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在2009年试图收购云南白药12%以上的股份，经过几年的诉讼，最终以失败告终。当时，当陈发树分析输官司的原因时，他说:“主要原因是云南白药的股价上涨了。如果转让可以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那就不是上面批准的，这就意味着。”

在云南白药混合改革之前，陈发书最终与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平起平坐。

员工持股问题亟待解决

纵观各省的混合改革措施，职工持股和资产证券化是两个主要的努力。

朱博山对《时代周刊》记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资产证券化的优势。“首先，证券化资产的定价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市场更加开放和透明。第二，资产通过上市公司的方式证券化后，按照上市公司的结构进行管理更有效率。第三，国有资产最大化。现在国内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是不错的。”

但是，在国有资产证券化中，也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对此，朱博山表示，这要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证监会共同提高对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决心。

上海的混合改革方案颇具特色。根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上海将加快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并将选择5-10家企业开展首批试点工作。李进认为，集团整体上市可能是今年混合改革的一大重点。

与意图和效果明显的资产证券化相比，员工持股计划在混合改革方案中更具“选择性”。

在2015年的一次汇报会上，周在讲话中说，国有企业的领导和职工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委托代理人。员工持股计划是使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成为“主人”的关键一步。“劳动人民没有热情，不能分享劳动成果，其他的把戏都不好。改变经济体系必须放在首位。当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就可以实现提高管理水平的要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是“激励和留住人才”，并通过股权授予的方式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能力。另一个影响是“外部董事可以通过持股参与业务运营，以实现股权多元化。”这反映了员工持股计划和混合改革之间的联系。

李长安告诉《泰晤士报》记者，目前，国有企业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针对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普通员工的持股计划还没有出现。”然而，在高管中，李长安表示，参与持股的主要是管理者，而具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往往不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性质是，他们也是官员和商人。如何给他们一个权利的问题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领导者是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由各地的组织部门任命的。它们不一定符合公司的发展目标。”李长安认为，国有企业领导人未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是一个重要缺陷。"领导缺乏激励，这使得领导与企业的实际运作不相适应."

李长安认为，国有资产与“管人管资”相分离的改革是成功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