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将继续压减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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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财政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可以进行增量改革。当前，财政收入增长已进入中低速阶段，经济下行要求金融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股票的调整是由于形势的变化。

2月19日，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各方围绕“财政支出结构固化”问题展开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

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卫星透露，新预算法明确取消了教育、农业等重点支出与财政收支增长或gdp增长率“挂钩”的机制，预计这一机制将得到有效实施。在财政部的努力下，中央决策过程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需要修改相关法律。

此外，容易受到外界批评的特别转移支付将在2017年进一步减少。根据财政部的数据，特别转移支付的数量从2013年的220笔减少到2016年的94笔。

金融资金固化现状

“目前，各个部门都在突然花钱。一方面，一些预算资金不能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他们正试图找到花钱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在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固化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薄弱环节，缓解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研讨会上说。

根据中国央行货币管理局的资产负债表数据，2016年11月，政府国库存款规模为3.6万亿元，12月降至2.5万亿元。虽然国库资金余额会随着项目的进展和每月收入的波动而变化，但在我国12月份的支出较大是很常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花钱”造成的。

一些部门会在预算年度结束前“急于花钱”，以避免收回当年未支出的预算资金，并在下一年减少部门预算。由于各部门的预算编制，预算规模往往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容易导致部门利益固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金融资金的固化仍有许多表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司司长关鹏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预算支出分类改革。现在，当我们看部门预算时，支出基本上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外界仍然不知道钱花在哪里，花在拿工资上的钱有多少，花在购买设备上的钱有多少，花在建造房屋上的钱有多少，花在投资和建造上的钱有多少。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关鹏进一步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是加快支出分类改革。”

近年来，各级政府发布的预算报告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公开，外界仍普遍感到“不可理解”，无法通过公共信息更好地了解政府支出行为。

此外，还有重复设立部门基金的问题。关鹏指出，近年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排的中央基础设施投资每年约5000亿元，但去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接近16万亿元，许多其他部门也通过专项项目或转移支付投资基础设施。是否存在重复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财政建设资金，也需要加以推进。

2月1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支出结构的固化意味着财政支出没有政策或优先，或者政策处于困境，这表明财政资金的配置严重依赖于原有路径，财政支出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依据。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几乎所有的财政支出项目在资金配置上都只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意味着股权结构正在固化，这是在各方利益固化的背后，包括机构人员的固化和依附于部门利益的“物”的固化。

继续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量

目前，收入与支出的矛盾正在加剧，这就要求改善目前的支出结构。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厉小朝认为，未来财政收支可能面临更大压力。因为财政收入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物价水平，从当前和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物价水平也会下降，这将使财政收入不会很高。然而，经济越困难，财政负担越重，这通常被称为财政政策的稳定器。同时，我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供给面改革和扶贫，所以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

经济增长下滑，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这使得企业要求减税的呼声更高，这也是当前财务困境的一种表现。

刘尚希指出，中国当前的财政风险正在扩大，2016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已降至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财政支出并未减少。有人说中国的赤字率相对较低，还有空.短期内依靠赤字和债务支持财政支出是可以的，但长期依靠赤字维持支出是不可能的。

调整现有支出模式，财政部近年来一直在推进相关工作。如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量。数据显示，201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5.29万亿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规模从2013年的56.7%增加到2016年的60.5%，专项转移支付数量从2013年的220项减少到2016年的94项。

“2017年，专项项目数量将继续减少，财政部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吴海军说:“正是因为现在的财政强调一天太紧，有必要调整固化模式，这样一些工作才能在这个概念下艰难地推进。”

厉小朝指出，设立特殊项目需要更好的决策机制。各部门都要求财政部设立不同的专项项目。最后，哪个项目在进行，哪个项目不在进行，需要有一个决策和辩论的场所，也需要相应的评估机制。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改革内容也纳入了新预算法，取消了教育、农业、科技等重点支出。由于《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未能及时修订，一些当地金融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实施起来仍有一定难度。

这个问题也有望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解决。“到去年年底，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和解耦。中央决策过程已经完成，剩下的需要一个法律修订过程。法律还没有改变，我期待着将来通过这一程序。”王卫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