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外储 热钱走了反而风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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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清晨，美联储宣布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同一天，央行宣布提高反向回购、补充贷款和多边贷款的利率。今年年初，央行全面上调了反向回购、补充贷款和多边贷款的利率。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到了货币政策，表示货币政策在稳定方面应该更加中性。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未来会不会继续“加息”？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一个障碍吗？未来的外资环境会“宽严相济”吗？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凤凰财经在2017年中国发展论坛上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专员范刚。

记者:今年年初，央行宣布提高公开市场工具的利率。3月16日清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同一天，央行再次宣布提高反向回购、补充贷款和补充贷款的利率。你对央行最近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范刚: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首先，美联储可能不止一次加息，然后可能不得不加息两到三次。总体而言，美国经济确实正在复苏，全球经济基本稳定，因此基本趋势是全球货币政策正在收紧。改变过去过于宽松的局面是一个大趋势，与过去几年相比，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此次加息的影响早已消化，但后期的一些变化是值得期待的，这是第一大背景。

第二，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货币是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中国货币政策是世界共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市场中的变量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变量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变量，整个均衡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整个世界都在紧缩，而中国保持原来的政策或立场，那么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改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宏观政策的变化也会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影响。

有时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化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国家的变化引起的。例如，汇率，人民币贬值，事实上，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美元升值，因为欧元贬值，美元升值，我们与它的平衡点会变，我们自己的因素可能不会变，但与其他国家的平衡点变了。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逐渐企稳，不管它是否真的见底，也不管它是否不会再走低，但现在它正徘徊在L型的底部。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它逐渐下降，现在它正在徘徊，这意味着逐渐稳定。那么，政策应该在稳定和衰退时有所不同。当我们谈论变得中立时，我们逐渐变得中立，不是扩张，而是紧缩。保持稳定实际上是一种中立的政策。同样的中立性，但由于世界的均衡点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均衡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均衡点所要求的汇率、利率和准备金率也会产生影响。不需要太紧。事实上，当环境放松时，它必须相对调整。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当我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时，我并不是指具体的行为，因为这不一定是这个原因。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根据全球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我们也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永远不会改变的僵化政策是最糟糕的政策。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政策相对比较好。僵化的政策最终必定是大动作，最终会变成一场冲击，或悬崖般的冲击或暴力冲击。这些是最糟糕的。稍微调整并保持平衡是一个更好的政策。变量包括政策变量，关键是要移动和改变，否则会有很大的不平衡，这是最坏的结果。我不会对当前的一些政策发表评论，但我们应该理解这些政策，并真正理解它们。

包括媒体在内的一些市场批评家有时会将政策变化理解为错误的。例如，这一次，利率没有说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的许多政策都是基于当时庞大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数百亿美元。当时，我们主张存款准备金率要高，利率要高。现在情况变了，外汇储备减少了。此时，一些政策将会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宽松的，而是中性的，以免让货币太小。为了不使货币贬值，我们应该保持中性政策，而不是宽松政策和刺激政策。因此，为了正确解释各种政策，我不会具体说明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变化。

记者: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适当地将货币政策从稳定的角度讲变得更加中性。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未来会不会继续“加息”？

范刚: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没有具体谈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国际背景会发生什么变化。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经济也在变化。根据这个变化应该做什么调整？所有国家的货币和利率都上升了。你该怎么办？你的平衡点和平衡关系已经改变了。你说做什么，所以这是可能的。中国何时会加息？那我不知道，也不能确定。

记者:这是否会加剧实体经济融资昂贵且困难的局面？

樊纲:在此之前，在低利率宽松的情况下，企业很难不融资。同样，融资困难且昂贵。为什么经济在这个时候稳定了，但融资环境变了，条件和环境也变了？筹资困难，不是因为利率高或低，而是因为企业原有的债务和超额能力没有得到清偿。既然过剩产能已经清理完毕，债务也就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在过去，这不是因为利率，而是因为你无法偿还。

经济环境的问题不是利率高或低，当时经济增长很低，回报率也很低，即使利率低也不能借钱。为什么要贷款，你甚至没有订单，这叫做流动性陷阱。现在经济形势好，有投资条件，利率会根据其他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记者:2月份的外汇储备数据有些出人意料，自2016年6月以来首次上升，扭转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下降趋势。许多人称“3万亿美元”为门户。你怎么想呢?你认为什么水平的外汇储备是合适的？你对“保护汇率、人民币国际化和保护外汇储备”持什么态度？

范刚:障碍是什么？最终，它达到了3万亿元。你不是说4万亿元以前太多了吗？当它达到3万亿元的时候，似乎就无法挽回了。首先，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外汇储备。减少一点是正常的。第二，过去三万亿外汇储备中有多少是热钱和投机资金？前几年，我们都试图阻止外汇和资本的流入。最好早点离开。正是这些钱导致了资产泡沫和亚洲金融危机。它是来投机和赌博的。因此，钱越少越好。如果这些泡沫被挤出，资金被抽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将会更小。第三，中国的货币和汇率越灵活，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越少。

记者:你认为什么水平比较合适？

范刚:没有合适的级别。过去，落后国家需要一些外汇储备，因为人们不信任你的货币，而且你的货币不是硬通货，所以你必须兑换一些货币，并把它作为抵押品和信用担保。除了以上分析和大家分析的因素，人民币现在是国际货币sdr的一部分，我们的货币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你需要更少的外汇储备。例如，过去人们常说，要满足我们日常交易的担保功能，需要8000万元。现在我们甚至不需要8000万。因此，市场上讨论的一些问题意义不大。过去，我们有这么多外汇储备，汇率不灵活。现在我们的汇率是灵活的，所以没有必要转移。

记者:你认为国际化比外汇储备更重要吗？

樊纲:国际化和正常的国际收支更重要，汇率弹性更重要。至于外汇储备的数量，并不那么重要。过去，由于汇率太过无效，长期与美元挂钩，导致外汇储备过多。我们及时调整外汇和汇率，减少外汇储备，改变国际收支平衡是正常的。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和个人每天都面临着汇率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要有固定的汇率和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在汇率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规避风险，进行一些套期保值。例如，金融机构提供一些产品来帮助企业对冲外汇波动。想想欧元现在在做什么，日元在做什么，英镑在做什么。外汇经常大幅波动，美元整天都在升值和贬值，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利率相对浮动、外汇储备相对较少的时代。实际上，有很多。三万亿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总是说人们挣多少，我们挣多少。我们投资的外汇储备必须投资于回报率最低的政府债券，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私人储备。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因为效率在提高。相反，我认为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我们的制度正在进步。

记者:你刚才说可能会有很多热钱进来。目前，情况有些相反。最近，关于“外资撤离潮”的讨论很多。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样？

范刚: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人被疏散。有些应该离开的人会自然离开。中国经济也经历了转型，竞争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过去是劳动密集型的，觉得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消失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正常的。事实上，许多想在中国市场发展的高科技企业仍在进入。中国刚刚进入消费阶段。中高端企业不必走出去。不要总是看着一些低端公司走出去。留在中国的企业正在做更多的中高端产业，但仍有许多企业在向中高端升级。少数低端企业走出去是正常的。而全球化，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所以，不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它。当然，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投资环境，是它提供了更好的投资环境，还是其他投资成本会更低。特朗普希望将公司税降至15%，这将增加企业的相对竞争力和吸引力。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至于哪些企业走出去，是什么情况，原因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判断。

关键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是否鼓励市场的公平进入和公平竞争，投资成本是否低，税率是多少，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好，不仅一些企业会倒闭，而且中国的整体竞争力在未来也会受到影响。

记者:最近，“三会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市场上有关于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的猜测，也有关于“三会”监管模式不变的猜测，但更多的是强调完善监管协调机制。你怎么想呢?

樊纲:目前，金融业确实是混业经营，我们的监管还是分开的。最近，我们强调了监督和协调机制。当然，协调机制是改革，也就是一种改革，但无论如何，必须加快各方面的混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