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普惠金融 需配置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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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

近年来，中国传统金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在开展普惠金融的渠道、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创新，如增设社区分行、小微分行、自助银行等机构网点，在农村小商店和卫生服务站安装pos机，在内部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等。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升级，许多新的金融机构迅速切入普惠金融的细分市场，形成了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和替代。他们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服务和推广力度甚至大大超过并覆盖了传统金融，如余额宝、财付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阿里金融、京东白质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小额贷款，CreditEase、恒益融为代表的网络p2p平台。

受成本限制，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传统金融只辐射少数地区和人群。因此，普惠金融是为了填补传统金融的“空空白”,主要惠及贫困或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农民和城镇低收入人群。在成本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传统金融仍然可以创造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如大型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保险公司向农民提供保险。

目前，中国7300多万中小企业中，仍有12%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在广大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所需的电信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薄弱，金融业实施普惠服务的成本仍然很高。然而，农民使用移动智能设备还没有成为习惯，这使得他们很难进入普惠金融服务领域，城乡普惠金融的配置和发展明显不平衡。

供应方资源错配是需要纠正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绝大多数普惠金融流向资本供给或金融管理，而典当抵押贷款和保险等服务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体系仍不完善。此外，普惠金融往往侧重于交易服务或补贴服务，而不注重改善接受者的造血功能。此外，互联网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相互争斗，甚至有恶意竞争的迹象，资源未能形成有效整合和产生协同效应。值得特别警惕的是，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以泛化的名义进行欺诈和套利，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和网络平台连接中断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对于普惠金融而言，无论是填补缺口还是强化主体，都必须首先提高供给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广覆盖的供给体系。由于传统银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中型商业银行也应该加快向基层“结算”的步伐，建立和完善面向社区和农村的服务组织，鼓励和支持发展政策性银行以批发资金的形式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降低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强化保险机构的配套服务功能，尝试互助、保险资金担保等担保方式，开发保险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动的产品。此外，要建立一批融资性担保机构或资金主要由政府出资的再担保机构，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农民。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举措，为了鼓励小额信贷公司和典当行的发展，可以在适当拓展融资渠道的同时，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

除了培育和增强普惠金融在供给方面的内在实力外，还应进一步优化和扩大外部环境的支撑力。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倡导和支持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投资，鼓励信息技术公司与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搭建互联网协作平台；一方面，鼓励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拓展农村银行卡取款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支持相关银行机构继续在农村部署pos机、自动柜员机等机器。为了鼓励农民更多地使用个人电脑和移动智能终端，政府可以模仿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实施it产品和服务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

其次，建立和完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应尽快提出统一的授信标准和格式。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小微企业和农户及征信机构多层次信用档案平台，实现小微企业主和农户家庭多维信用数据的有效采集，扩大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访问机构，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信用报告成本。此外，打破数据资源的“信息孤岛”格局，整合分散的信息资源，形成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夯实社会信用信息体系基础，提升普惠金融风险控制能力。

第三，继续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无缝渗透监管，加快出台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入标准和业务规范，研究制定互联网行业数据安全指导意见，建立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及相关标准体系和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不仅如此，为了控制和降低普惠金融的道德风险，还应引入非存款贷款机构、典当管理、融资担保公司等法规。

可以肯定的是，2018年的普惠金融将涉及更多行业、更多参与团体、更多相关资源和政策支持，这将扩大普惠金融的空空间。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和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