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城镇化离不开“退出、流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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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从52.6%上升到58.5%，超过8000万农业移民成为城市居民。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不仅注重数量的扩张，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城市化的特征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回顾40年的发展进程，蔡芳认为，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重构过程中，不仅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构，还包括地区、部门和城乡之间的各种配置。

"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词决定了基于劳动的资源重组过程."蔡芳说:“这是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

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

纵观1978年的数据，公共信息显示，当时全国人口为9.6亿，农村人口为7.9亿，城市人口为1.7亿，城市化率不到18%。全国就业人口4亿，其中农业就业人口2.8亿，工业就业人口6900万，服务业就业人口4900万，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

四十年后，中国的城乡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口为8.1347亿，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农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增长1.17个百分点。

从过去的8亿农民到现在的8亿多城市人口，这是中国40年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在蔡芳看来，“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关键词决定了中国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蔡芳说，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典型事实是“退出”。农村改革促进了劳动力的退出。农村改变了激励机制，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数量的下降，以及非农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

第二个典型事实是“流动”。蔡芳说，“集中在小城镇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了该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最突出的特点是，城市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增加。因此，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中国城市化的第三个特征是“进入”。蔡芳认为，在过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制度障碍将阻止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一系列消除进入壁垒的改革也是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中国城市化赋予了新的内涵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前发布的《2014年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人口变化和公共服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1985年，城市化开始；从1986年到1995年，城市化发展缓慢。从1996年到2010年，城市化加速。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提高质量和效率的阶段，未来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是什么？蔡芳说，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人口转变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出口、流动和进入”三个关键词也被解释。

蔡芳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特征仍然是“退出”。过去，退出是依靠激励机制来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劳动生产率，解除制度对农民的约束。今后，我们要依靠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造未转化的劳动力。

“高农业生产模式，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增加资本投资，用机械代替人。然而，它并没有显著提高资本回报率。目前，中国农业资本收益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原因在于经营规模和土地规模有限。大量资本投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转变。这种变化将导致从过去走向未来。”蔡芳说。

让我们看看“流动”。蔡芳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是横向流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没有相应的纵向流动。原因是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因此，在未来，人口将逐渐从横向流动转变为纵向流动，并改变原有的社会身份。

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的“进入”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在蔡芳看来，现在农民工可以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各个领域和行业，与城市居民竞争同一个职位。但归根到底，居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与登记人口的城市化率仍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进入不足导致城市化有时是可逆的."他强调:“今后，我们要在退出机制、流动机制和进入机制上赋予中国特色城镇化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