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生孩现象透视：育龄期妇女和生育意愿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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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的“二胎”政策。在公布的数据中，有一组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的比较数据，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数据显示，2017年，一个孩子的数量为724万，而两个孩子的数量超过一个孩子的数量159万，达到883万。这是自2016年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来，第一次二胎出生人数超过一胎。

许多网民认为，这直接反映了“不愿生育”的普遍现象，新婚夫妇的生育意愿低于已生育的老夫妇。网民们在各种互动平台上纷纷表示:“生孩子之前基本上是小康，生了孩子之后就很穷”，“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他们负担不起，为什么要谈孩子”，“(生孩子)都怕公司的白眼，我怕没人会带孩子”...

为什么年轻夫妇不想要孩子？孩子们，什么因素阻碍了年轻人的生活？对此，《国家商报》记者对许多城市的年轻夫妇进行了深入调查，探讨“不生孩子”现象普遍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抽样访谈:压力和生活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徐女士，上海陆家嘴某知名律师事务所年轻律师(600663，临床单元)。当《国家商报》的记者就“在过去的两年里，你们组织中是否有女性打算要孩子”的问题采访她时，她直截了当地回答:“基本上没有。”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业内普遍低生育意愿的原因时，她说律师行业压力太大，工作节奏太快，很难保证普通假期，更不用说产假了。

她告诉记者，不久前，她了解到，尽管一位行业基准律师实施了生育计划，但手头的工作根本无法停止。直到出生前一周，律师还在家里为生意做准备。也有律师“在会议中途分娩，分娩后继续开会”的情况。这使得很多人对现阶段是否应该生育产生了怀疑。

此外，律师事务所更喜欢招募没有生育条件的年轻女性员工，这使得相当多的学龄女性在制定生育计划以保持工作稳定方面犹豫不决。

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刘先生告诉《国家商报》，他目前没有生孩子的计划。

他认为生儿育女会给家庭带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质量。例如，他说他联系的一个朋友只能忍痛放弃出售家庭财产，买一套半地下的“学区房”，然后长期租一套相对大的房子，以保证孩子的正常需求。这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在分娩后明显下降。

“除了奶粉钱以外的正常育儿费用，生孩子时，汽车和房子可能要换成空的房间，而且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他们只能找保姆或老人来带他们。这些都是准刚性的无形支出。”刘先生说。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刚刚生了一个孩子，他家附近的一个婴儿游泳池里有一张卡，90次，5000元。”

《国家商报》的一次采访发现，与二、三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可能较低。

刘告诉记者，在他的家乡中国北方的一个三线城市，年轻人的工作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老年人在周围帮助年轻人抚养孩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会被过高的房价所束缚，公共服务也更加平等。这些因素在一线城市普遍不具备，这使得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认为生孩子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

数据因素:育龄妇女人数减少

不仅微观案例反映了年轻夫妇较低的生育意愿，而且整体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职业母亲生活状况调查报告》，问卷调查了4万多名职业妇女，数据显示其中一半没有生育。

根据调查报告，目前，生育对妇女在工作场所的发展有很大影响。36.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可能面临分娩后工作减少的困境，认为治疗减少的受访者也比2016年进行的同一调查增加了8.3%。此外，在工作场所接受调查的女性中，超过50%的人担心怀孕后很难重返工作场所，从而离开社会。

除了主观的生育愿望外，生育率还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逐渐变化，育龄妇女的总数正在逐渐减少。

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中国育龄妇女总数在2011年达到3.8亿的峰值后，正在逐渐减少。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司长李希如表示，到2017年，15-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了400万，20-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近600万。

与此同时，受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城市化的影响，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和首次生育年龄普遍提高。二十年前，中国女性的第一个生育年龄大约是22岁。到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向媒体透露，中国的初婚年龄已升至25岁，而女性的初婚年龄进一步升至26岁。

此外，女性年龄越大，成功分娩的概率就越低。因此，初婚和初育年龄的提高将对总体生育率产生影响。

国外经验:各国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少生孩子”

一些网民担心低生育率是否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相关人口专家指出，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国务院参事、著名人口专家马莉在接受《全国商报》采访时表示，随着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普通人自我实现意识的提高，生育率肯定会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记者发现许多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经历了出生率下降的过程。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生育率已经下降了40多年，所以专门用来描述低出生率的“出生率下降”一词来自日本。

据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总生育率(每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一直在下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过去的2017年，日本新生人口只有941，000人，这是自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日本政府于1995年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并推出了《生日递减政策纲要》，鼓励年轻人结婚，减轻多子女家庭的负担，延长产假，并为生育子女提供补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率，日本现政府打算在2020年前彻底解决日本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以避免日本民众对生育率的担忧。

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德国总生育率为1.44，0至14岁人口比例为13%。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德国是欧洲儿童下降最严重的国家，其生育率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随着世代交替，德国人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根据相关调查，1937年出生的德国女性中只有11%不愿意生育，而1967年出生的女性比例已达到21%。

在这方面，德国政府的反应是鼓励移民。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报告，德国儿童数量减少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其中，吸引移民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观点:普及学前教育可以平衡生育率

尽管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许多专家指出，从长远考虑，有必要保持相对合理和均衡的出生率。同时，有关各方应做好充分准备，将生育率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有什么可行的措施可以刺激生育率上升？对此，国家商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延生。

他说，目前，年轻夫妇普遍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成本逐年增加，这对这一年龄组的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

他认为，现阶段要做的工作是进一步普及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普及学前教育不仅可以为青少年生育提供“基本保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学龄前儿童的营养和智力水平，促进其健康成长，使我国人口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做好准备。

张延生进一步指出，为了提高中国人口发展的质量，需要完成三项任务。首先，我们必须普及普通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第二，要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普通工人的职业能力和敬业精神；第三，要大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让外国人才也能为中国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