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超2.2万亿之后 深圳更注重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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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2万亿元”之后，城市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经济或科技领域的“单冠军”向全面发展转变。

从95，103元到10，000元。前者是2017年最后一次个人车牌拍卖的平均价格，后者是2018年深圳首次车牌拍卖的最低成交价格，该拍卖于1月25日发布。

在拍卖结果公布的前一周，在1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深圳2018两会上，广东B品牌的过度竞标也是民生热点问题之一。

1月17日，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提出，要对制约深圳发展到更高水平的九大问题宣战，这九大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压力、基本公共服务不足以及完善住房保障供给体系的必要性。其中六个与城市治理有关，这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与过去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是把重点放在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城市生态建设上。《政府工作报告》在过去几年中更加重视创新和工业。”深圳市人大代表谭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熊建明倾向于用另一种方式总结:“去年的重点是工业，而今年则更多地谈到了民生。”

这一天，《深圳政府工作报告》还公布了深圳过去一年的经济发展指数:预计2017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8.8%左右。

那天，这个数字传遍了中国。

深圳经历了近38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从以渔业为主的宝安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2.2万亿元”之后，城市面临的主要任务悄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经济或科技领域的“单冠军”向全面发展转变。

这也是对搜救管理人员的一个考验。

大城市的许多问题

沿着深圳市龙华区智敏大道，一条蓝灰色的河流穿过这座城市的村庄，街对面的味道很难闻。

这是深圳80条又黑又臭的河流之一。这一次，它和其他79条又黑又臭的河流一起进入了深圳市政府的报告，这也是陈如桂宣战的九大问题之一。

在CPPCC议员提出的多项建议中，很多都涉及如何管治一个大城市的问题，而且都限制了这个城市的下一步发展。

超大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目前，中国大约有10个城市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超大型”的水平。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深圳常住人口为1190.84万，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深圳是十大城市中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今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长率为4.7%，是北方四市中增长最快的，分别是广州和深圳。

随着居民人口的快速增长，承载日常生活的公共基本服务资源将首先受到考验。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和设计规范的要求，2015年深圳至少应有719所小学，而当年深圳只有334所小学，差距为385所。”在深圳两会上，深圳市CPPCC区委员、罗湖区桃金山小学校长邓绍勇公布了一组数据。邓绍勇建议，在增加教育用地供应的同时，深圳市土地规划部门也要加快教育用地的审批。

对于一个拥有2000多万行政人口的特大城市来说，医疗资源短缺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深圳CPPCC会员、深圳市中医院副院长、教授李慧林在小组讨论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深圳的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地位并不总是匹配，这是因为深圳缺乏相关的高等院校。

虽然深圳的商品房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保持了稳定的趋势，但是对于大多数在这个城市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深圳的房价仍然高不可攀。有鉴于此，从2017年起，深圳将集中力量建设一个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同时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

人口结构颠倒

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不同，深圳特大城市的治理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人口倒挂。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明路在《大国与大城市》一书中指出，过去政府治理大城市的理念是控制人口规模，但如今中国大城市公共服务面临的压力与根据登记人口长期规划公共服务以及低估常住人口增长趋势有关。

实质上，过去40年来主要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深圳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根据《深圳市人口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将控制在1200万以内，登记人口将达到500万，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常住人口比例将达到30%。截至2016年底，深圳的常住人口接近这个数字，并以每年近50万的速度增长。

居民人口的快速增长考验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基本服务，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导致基本配套服务的缺乏。

长期以来，城市公共基本配套服务一直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由于人口结构严重颠倒，资源配置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深圳发展的难题之一。

以土地供应为例，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挂钩，并经上级批准。根据公开信息，到2020年，深圳建设用地上限为976平方公里，到2015年，已使用940平方公里。

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3.89%，超过60%的常住人口缺乏正常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支持服务。

为此，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在2016年1月第六届深圳CPPCC第二次会议上表示:“常住人口在当前人口中的比例也很低。今年，深圳将大大提高注册人口比例。”

2016年，深圳在原有积分户籍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积分户籍政策法规，凸显了对专业人才的户籍需求。除了以积分为基础的户籍政策，今年，深圳还为现有人口开辟了一条“居住+社会保障”的户籍渠道。

一年后，深圳的注册人口增至404.8万，比2015年底(354.99万)增加49.81万。但仍仅占总常住人口的1/4，颠倒的人口结构仍是深圳一系列公共资源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

行政体制改革的考验

在最近的深圳党代会上，各地区的年度宏伟计划相继公布。2018年，深圳有望开工建设8万套人才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4.6万套；2，000个新床位和1，000个老年床位；增加了20，000个幼儿园学位和50，000多个公立中小学学位。

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体现在教育和医疗支出安排上，分别增长25%和23%。今年的深圳市人大会议上，政府对城市发展和治理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可见，深圳市政府实现了重大矛盾的转化，同时也对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两年来，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加强地区分权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2017年，175项市政行政权力被废除并下放。

一位长期关注深圳改革进程的学者告诉《时代周刊》记者，2009年，深圳启动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将行政系统简化为“委、局、办”三级行政结构。然而，经过八年的发展，职能部门内部人员数量一直在增加，内部结构没有得到明显简化。

《时代周刊》记者回顾了“深圳市政府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实名信息公开”的情况，看到以文化体育旅游局为例，实际编制中有50名副职领导，171名公务员；在规划和土地资源委员会的800名公务员中，有202名副部级领导。

郭旺达认为，对于深圳来说，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关键是提高行政效率，这可以从政府信息行政化入手。

“信息化是指政府各部门之间共享信息和数据，通过技术手段简化政府后台程序。深圳政府信息共享的程度还不够。”郭万达说道。

为此，2015年11月1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深圳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要求全面推进信息共享。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估标准应该进行调整，以稀释国内生产总值，并响应中央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过去，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发展受到重视。今后，与城市治理有关的指标，如环境保护和就业率，应纳入官方绩效评估。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政府调整单纯抓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思路。”郭旺达告诉《时代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