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机构改革确定时间表 市县级试点迈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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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本地情况来看，“目前还处在机构设置、程序明确和业务熟悉的过程中。这是程序上的改变，而不是结构上的改变。”

2月24日和25日，山西省晋中市、临汾市、吕梁市、晋城市和朔州市分别选举产生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五个市监察委员会也相继宣布成立。两天之内，集中产生了五名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标志着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入了加速阶段。

“国家监督体制改革是一项影响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督体制的顶层设计。”这句话来源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它以“顾全大局”的不寻常话语，显示了这次改革的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

2月4日早些时候，许多经过浙江省检察院的杭州市民发现，挂在检察院门前的“反贪局”和“反渎职侵权局”两个牌子已经被撤下。这两个机构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是检察院的原刑事侦查部门。监督体制改革后，他们的人员将转移到新成立的监督委员会，建立反腐败协同作用的蓝图已经出现。

《泰晤士报》记者了解到，过去，省监察厅厅长往往由省纪委第二或第三副书记担任，而试点省市的省监察厅厅长则由省纪委书记兼任。这一变化也相应地提升了监事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将传统的“一府两院”改为“一府两院一委员会”，监察部是政府部门，监事会是由全国人大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

王岐山在十八大七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这意味着，经过一年的试点工作，明年将成立国家级监督委员会。

省级试点应该为建立国家监督委员会铺平道路。上述报告还对试点地区提出了要求:各地要确保今年3月底前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6月底前完成市、县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通过对《时代周刊》记者的梳理，发现山西和浙江试点工作的脉络逐渐清晰:浙江省的市县级监管体制改革试点从县级开始，而山西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先市后县”或“先县后市”的政策。

除了各市县试点项目的差异，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三个省市的试点项目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人员接受项目上存在差异，比如是否设定年龄限制。根据这一消息来源，在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监督制度的改革可能会立即蔓延到全国。

改革的序曲:市县试点迈出步伐

1月19日，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新机构与山西省纪委和山西省检察院在同一栋楼里办公。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监察委员会。前一天，山西省人大选举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建华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山西省的改革试点工作没有停止。不久，《关于深化市县监督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下发到山西省纪检监察系统。这是山西省监管体制改革从省级延伸到市县两级的一个标志。

一位接近山西省监察厅的人士透露，《关于深化市县监管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是一份内部文件，尚未向社会公布。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罗慧宁指出，试点工作将根据各市的实际情况，采取“先县后市”、“先县后市”的方式进行，既要保证进度，又要保证质量。

“目前，市县工作进展不平衡。...党委书记要当好“施工队长”，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抓计划，亲自组织协调，亲自解决问题，把设计图纸变成施工图纸，创造出合格的样板，保证领导班子的坚强有力。”罗慧宁用连续四个“个人”来形容试点工作的紧迫性和对山西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严格要求。

2月24日和25日，山西省市县改革试点取得重大进展:两天内选举产生了五名市监事会主席。24日，丁立忠当选为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小勇当选为临猗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一天后，南志茂当选为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文科当选为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康济仁当选为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这五个人也是他们所在城市纪律委员会的秘书。

五个城市监督委员会主任的出现也意味着五个城市监督委员会正式上市。根据罗慧宁的讲话，这是首批五个试点项目。

浙江省县级督导委员会试点采用了与山西省完全不同的模式:据《时代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浙江省25个县(县级市)成立了督导委员会，其中湖州市除德清县外，舟山市除嵊泗县外，其他县级单位都成立了督导委员会。但是，从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纪检监察网站来看，主办单位仍然是纪委，浙江“先县后市”的改革背景已经非常清晰。

根据改革时间表，浙江省应在2月底前完成县级监事会人员的交接和机构的挂牌；在市一级，该项目将于4月完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本地情况来看，“目前还处在组建机构、明确程序和熟悉业务的过程中。这是程序上的改变，而不是结构上的改变。”

在制度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泰晤士报》记者注意到，三个试点地区也注重调整监事会人员的地位，使其明确、转变和适应各自的职能。北京、山西、浙江都举办了纪检监察人员培训班，目的是统一人员的认识，保证他们的头脑不乱、工作不乱、队伍不散。

“试点地区监管体制改革启动后，包括出台改革实施方案、‘三定’方案、举办相关试点工作培训、开展地方改革研究等。，这些任务将同时执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改革的关键:形成反腐合力

“反贪局和反诽谤局的整合，从表面上看，是人员的整合和队伍的扩大。从本质上说，它传达了监督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联合力量。”一位熟悉检察院系统的人士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自1989年广东省第一个反贪局诞生以来，反贪局作为检察院的一个自侦机构，已有28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反贪局是我国法律授权的法定侦查机关，拥有侦查权、专项侦查工作和强制措施。其职权主要是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工作。

但现实中，很多党政要案都是由纪委调查，导致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权责重叠、权力分散的问题。

上述人士表示:“设立监事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调查权。”“检察院的侦查权一直受到质疑，而纪委没有侦查权，只能采取‘双重管制’的非常措施。这一次，监事会共同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蒋明安认为，检察监督委员会与反贪局的结合，可以提高监督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比如说，一个案子本来是由纪委调查了两年，调查之后才提交检察院，然后检察院也调查了。虽然纪委成立后调查会更快，但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合并后，调查将由监事会一次性解决。”蒋明安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上述人士还认为，反贪局和反贪局的合并是反腐败程序的优化。“现在，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的证据不能上法庭，但检察院应该再做一次。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根据《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定，试点地区的监督委员会将履行监督、调查和处置三大职责。为了履行其职责，委员会可以采取12项措施，包括审讯、询问、扣押、转移和拘留。

从反贪局除名后，剥夺侦查权的检察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蒋明安认为，检察院也可以在监督委员会方面发挥作用，决定是否对委员会移交的案件提起刑事诉讼。"监管的力度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设计."

上述接近检察院系统的人士指出，检察院今后只会行使监督权，但实际上它主要是监督公诉和民事行政诉讼。

改革重点:解决向中国转移的难题

据公开报道，在2017年北京市检察院春节联欢晚会上，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全体工作人员集体登台演唱了《共创中国梦》。演出结束后，他们互相道别，并与其他检察官一起流泪——这将是他们在检察院的最后一个春节。

在山西和浙江，这样的告别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制度变迁和人事变动都是重点和难点。

自去年年底以来，百度的“检察官”栏逐渐变得热闹起来。面对转职，许多基层检察官表现出一些困惑和犹豫:他们交换每个试点的转职方案，评估每个选择的得失。“今天，领导正在找谈话，询问态度，请给出一些建议，留下还是走？”

山西省一名基层检察官透露，不同地方的移送方式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你可以自己决定。有些地方冻结人员，直接去(监事会)。”

每个人都关心委员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人说，监事会增加了办案室，其他部门保持不变；另一个人说，到了纪委以后，“我是和纪委的同志一起来工作的，纪委领导是党的领导，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人民检察院转过来以后，一定要服从纪检监察机关的安排，不要给他们另设机构，就是普通工作人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反腐败局的中高层干部在监督委员会中如何安排？山西省运城市最近宣布了两名干部的任命，这似乎显示了一些线索。张，现任运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拟任运城市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现任运城市检察院反渎职犯罪局副局长的张继平，将出任运城市纪委监察委员会第十纪检监察室主任。

“检察官”栏讨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如何统一司法资格。一位基层检察官对《时代周刊》记者说:“原纪检监察系统的大多数同志没有司法资格，但他们是接收单位；检察官有司法资格，但他们得到的单位。因此，无论谁主管监事会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内部进行讨论。”但是，他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决定。

人事调动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检察官的利益。转制人员的思想和行动能否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中去，已成为推进改革的关键。

据山西省当地媒体报道，1月19日，在山西省纪委召开第一次干部大会后，省纪委各机构的300多名干部和负责同志观看了“趁热打铁”。这是一部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专题片。通过19起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被开除的案件，教育纪检监察机关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控机制，坚决清理门户，防止“黑灯下”。

2月6日上午，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监察机构干部培训班正式开始。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和市检验机构各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将分三批轮流接受培训。根据官方声明，这次培训不仅是针对业务，而且还加强了对纪检监察干部在“外迁”过程中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综合学习。

北京市委书记、深化北京监督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郭金龙强调:“要看北京，首先要看政治。北京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不能有丝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含糊不清，不会发生偏差。”

2月23日，湖州市吴兴区监督委员会召开会议，成立交接会。“工作要衔接，人员要整合，改革要有效，纪律要严格。”区委书记、试点工作小组组长吴智勇在会上讲话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