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8000字文谈中国经济 重点在如何化解金融风险

本篇文章7443字，读完约19分钟

本文是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感谢您的介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根据会议安排，围绕新时期宏观经济形势这一主题，我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首先，年度经济指标超出预期，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

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部分指标甚至处于上限区间。从经济总量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元，增长6.9%，增速自2011年以来首次回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从经济活动来看，全年新增就业岗位1351万个，连续五年保持在1300万个以上；新增注册企业607万家，增长9.9%。从经济结构来看，服务业的主导特征更加突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6%，比第二产业高1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高1.3个百分点；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资本形成总量高26.7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环境条件的改善和雾天的减少。虽然有“天堂之美”的因素，但它也反映了污染控制的有效性；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支出分别为8.9%和11%，明显高于人均消费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的深入，线上线下的融合加快，推动高端消费覆盖中等收入群体。

总之，2017年宏观经济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了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定居的政策在各地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逐步开放，义务教育资源实现了可移植性。推进土地要素流动改革和使用配置市场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平等进入市场，土地使用权实行三权分离，农产品价格改革(000061，股份协商)使土地使用配置优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我们推进了商业体制改革，重点是解除不当的行政控制，这大大降低了自由市场准入的门槛。我们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最高法院设立了六个巡回法院，以实现全面覆盖。合同执行率稳步提高，跨地区民事诉讼审判的公平性得到有效提升。在北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商业环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商业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高出18位。

第二，the/きだよききだだよ未来的需求管理规模不大，而供给方的结构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步走的宏伟蓝图，有必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立足现实，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方结构改革为重点，未来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非常有限。

首先，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总量并不大。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早期几轮刺激之后，基础设施大规模集中的空间很小。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突出，不宜增加基础设施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进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必须把握完善的程度。如果提前10-20年，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白象”项目，不能扔掉，也不能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暂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空仍有巨大和可持续的空间进行经济上可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货币乘数近年来增长迅速，从2012年的3.86上升到2016年的5.02，m2占gdp的比重也从180.3%上升到同期的208.3%，表明经济正在快速货币化。然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货币供应扩张在推动经济方面的有效性正在逐渐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全面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从现实到虚无”，但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有限的。

第二，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了作用，这与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相匹配，而且空.仍然很大例如，在收入方面，减税可以促进企业增加研发和创新投资，增强经济活力；在支出方面，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促进“三比一、一减一补”，引导资源流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该是有希望的。原则上，货币政策只具有总量属性，不具有结构调整功能。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除非存在重大外部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否则有必要采取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操作或欧洲央行创造的各种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欧盟只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金融，因此欧洲央行不得不借助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第三，供给方的结构改革应该着眼于长期，以问题为导向，并长期有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足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改革应适应重大社会矛盾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着眼于长期和机制建设，不断推出改革措施，逐年释放改革成效，这是一个长期的成功。

第三，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趋势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它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二是体制和机制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加以纠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对于第一种趋势问题，供给方的结构改革可以做出适当的改进，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例如，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总劳动力一直在减少和增加。2017年，16-59岁的工作人口为9.02亿，比上年减少548万，减少近200万。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1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两个孩子释放后，虽然有利于增加总人口和未来劳动力供给，但最近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已成为一个对冲因素，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角度来看，为了满足人民对更好生活的需求，努力已经逐步加强，但在偿还未偿债务的同时，它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抑制作用。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经济全球化发生碰撞。短期内，很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一个我们难以控制的不确定因素。简而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供给方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改善问题的表征或做出适当的延迟，同时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确保经济运行不出现大幅波动并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

对于第二类，制度和机制的扭曲是供给方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选择其重点，我们应该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利用方式市场化配置取得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得到改善。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了3.6%，豆类种植面积增加了6.7%。尽管农民努力工作，但杂粮和豆类的价格更高，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了。然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仍然有许多障碍限制元素的自由流动。在劳动力流动方面，通过户籍限制汽车、房屋和学生身份的做法在一些城市仍然比较普遍，这不仅不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201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它表明，尽管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人口自由流动仍然存在障碍，从而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应该考虑取消户籍附带的各种福利，提倡“租购平等”，逐步使租房者在基本公共服务中享有与买房者同等的待遇，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第二，提倡简单行政，减少税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商业体制改革，简化行政管理，下放权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的经营环境仍有很大改善。下一步是深化“分销服务”改革，特别是要处理好外部事务，确保“好事做好”。减税方面，2017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加具有减税的效果。如果财政收入与10.5%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6.9%+3.6%平减物价指数)保持同步增长，全年财政收入应该达到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5000亿元左右，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如果估计去年生产者价格指数为6.3%，上述估计的减税幅度将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6.3%，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1.6%，表明压力正在逐步向中下游转移。虽然更多的税收来自前线，但调整收入分配的效果有限。经过进一步分析，still/0/12365だよ存在减税问题，因此应推进所得税改革，加大企业所得税的研发扣除力度，将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从而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避免个人所得税异化为“工资税”而形成逆向调整。在减费方面，所有缺乏上级法律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费都已在中央清理，但在地方政府层面，仍存在大量此类“灰色地带”费，应是下一次减费的重点。

第三，加大对民间投资的保护。自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投资。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消费是主要因素，投资是辅助因素。事实上，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经历了长期的高投资和高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居民的杠杆率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仍高于消费，表明储蓄仍在增加。未来，随着“房子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投机”要求的实施，居民的杠杆率将稳步下降，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投资有限的情况下，重点加强对产权和合同的有效保护，提高司法公正，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举全球化旗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同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履行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的市场准入。借鉴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合法、可预测的市场环境。如果上述要素流动、行政分权、保护私人投资和扩大开放等一系列工作到位，中国的商业环境将进一步改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因为它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目前，中国的m2与gdp之比超过200%，大致相当于日本，是美国的两倍。然而，就利率而言，2017年中国一个月期shibor贷款平均利率为4.09%，而日本的可比利率为-0.01%，美国为1.1%。中国的货币环境较为宽松，但资本成本较高，这表明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过度的混业经营(我们称之为“混业经营”)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混乱，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银行间、渠道、巢、资金池、庞氏理财万能保险、p2p、非标准和现金贷款层出不穷，相互重叠。结果，资本成本不断上升，实体经济的困难加剧。同时，风险传递的渠道极其不透明。与10年前的美国金融市场相比，各种衍生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得到了界定，如mbs、cds、cdo等。，所有这些都已归档。中国甚至更加混乱，它需要深入到产品的底部，以识别真正的风险回报特征。除了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之外，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的创新设立令人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相当大。因此，当前更紧迫的任务是为风险防控打一场硬仗。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赢得这场艰苦的战斗，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与十年前美国的场景相比较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是高层的理解。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Xi总书记提出了“狠抓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无系统性区域风险底线”的要求。我记得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当保尔森卸任后与我交谈时，他说，2006年上任后不久，他觉得金融风险就像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但社会上没有共识，他手中没有武器，他眼睁睁地看着风险爆发。

二是对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了解。在Xi总书记的要求下，政府部门，尤其是监管机构，已经采取行动，要求返还资产，收紧同业拆借，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表明全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灰犀牛”事件。当时，美国金融界，除了汉克这样的少数人？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尽管盖特纳发出了警告，但整个社会没有达成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没有人意识到要阻止它从“灰色”变成“黑色”。危机积累和整改共识形成的速度正在加快。前者一直领先，直至雷曼兄弟(Lehman)破产和“黑天鹅”(black swan)的出现，整顿混乱、拯救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逐渐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理解。Xi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投机”，“金融需要回报的源泉，服务于实体经济”。事实上，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离现实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人拥有房子的“美国梦”就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而不管他们的实际能力如何。在金融市场上，以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及其衍生的一系列产品是全面的。最终，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鼓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一系列金融渠道会议，除了携手拯救全球经济外，很快形成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共识，并不断具体化。中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主要金融机构相对健康，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在七大金融机构。

进行上述比较，我们无意幸灾乐祸或盲目自信，但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尤其是当我们面临中国特有的风险时，如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和区域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大等。金融风险的补救绝不是一天的工作。我很赞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论断:“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打赢这场金融风险的硬仗”。如果这个问题能在大约三年内得到解决，那么高名义利率的问题就能相应地得到解决。

第五，思考未来的金融模式。放眼世界，中国是一个发展极端化、高风险化的金融市场，令人深思。一些地方领导人过去热衷于发展地方贸易市场，但现在他们发现很难监管它们。风险溢出在地区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它们脱离危险，就很难清理，它们都被小心翼翼地处理和认真反思。

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做出定性的判断。在此，我想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首先，Xi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以回报为基础，服务实体经济”。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回报来源，我们必须坚持混合模式吗？是否有可能承担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混合监管真正到位后，金融机构是否有必要承担高合规成本？实体经济有必要支付过高的名义利率吗？无论这是由于高合规成本的溢出，还是过度混业经营和多重衍生产品导致的高风险定价。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礼貌地问我们是否应该先遵守，但他坚持认为，目前公民的监管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经营将会混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三个协会被分开”，金融机构根据其主要业务被分开。目前，金融业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其他行业的总利润，大量的人才涌向金融业。去年，我应邀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7个字的毕业生演讲，我充满了情感，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发表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言论。然而，另一种感觉无法表达。当时，成千上万的毕业生面临着，因为不仅我们学院，而且其他系和系的学生也主修金融。未来，有多少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更别说是公共经济学家了。面对今天的金融混乱，我不禁钦佩朱镕基同志的英明远见。

第二，金融危机后，2010年1月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写道:“美国应该向其邻国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严格地限制了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限制了证券化过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限制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限制是正确的。”。根据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无聊”的。金融部门严格规范和控制混业经营，限制衍生产品的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注重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也被S&P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系统。它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刻反思。

同志们，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轻易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旅程不可能一帆风顺。Xi总书记1月至5月的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如一地防范风险和挑战。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决防范风险和挑战，特别是防范可能延缓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整体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