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成主线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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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梳理一下2017年中国各省的gdp增长率，就会发现“西部高、东部低”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包括贵州、西藏、云南、重庆在内的西部许多省市牢牢地走在gdp增长的前列，其中贵州和西藏也成为唯一两个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省份。

从内部因素来看，这些地区的产业转型负担较小，贵州已提出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规划。一方面，西部地区可以实现许多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它可以轻载。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历史和外部因素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数据基础相对较小，国家政策倾斜，区域经济仍在快车道上行驶。

相对而言，在gdp“平衡梁”的另一端，不仅天津的增长率明显下降，而且包括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在内的许多省市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国家线”。然而，增长率的下降应该辩证地看待。在新经济正常化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积极降低gdp增长率，放开手脚推进结构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开展各项工作，这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既定战略。因此，未来几年，包括2018年，将成为这些地方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生死之窗。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已经意识到，高质量的发展远比高速发展重要。“唯经济增长论”的转变是一大进步。此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国家政策受到了“振兴”的东风。在旧的体制和机制下，他们不断地给旧的经济输血，最后变成了新常态下的过剩产能。再加上人才流失、资源匮乏、制度僵化、大型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它终于成为投资者不敢回避的市场“真正的空区”。

然而，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应该改革和跟踪支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差异化的决策安排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由于区域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同样的差异化和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中国区域经济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一线地区如北上归线等城市和消费社会，强调城市管理和服务，提高城市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次，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提高城市质量，注重科技创新，发展服务经济，逐步适应消费社会的到来。

第三，在以中部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产业仍然需要集聚来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中部崛起等发展规划，大力加强区域交通和城市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

第四类是包括东北在内的相对落后地区。面对产业再生的难题，我们不能再走依靠巨额投资、大型项目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老路，而是要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并给予足够的时间实现涅磐重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圣让为代表的东北传统产能企业即将退市，不仅是对资本市场的一个改善，也是东北经济发展思路转变的一个重要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