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抢跑式”超前教育 七个督查组全国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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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熊丙奇看来，要规范教育培训机构，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完善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督体系，依法监督教育培训机构的合法运行；第二，有必要立法反对高等教育。

《时代周刊》记者谢江山来自上海

为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根据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总体安排，从5月9日至5月15日，教育部、民政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7个检查组开展专项监管，覆盖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是贯彻落实以前四个部门的部署，要求各地了解培训机构的情况，特别是无证和无照机构的数量。找到底部后，它需要被治理:一方面，它要求没有合法资格的机构申请执照；另一方面，它禁止不能颁发证书和照片的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迟做总比早做好，小修总比大修好。”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和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6年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与人数超过1.37亿。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例如，2014年，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中国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甚至高达70%。

然而，《报告》也指出，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集中度较低，大量中小机构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专业标准的缺乏使得行业混杂，辅导机构教师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机构重兴趣轻教学能力的进步，这是目前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与其晚做，不如早做。小修总比大修好。”1月底，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2018年要提出推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教育秩序的破坏者”。

2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等四部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和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采取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这一治理行动的目标既包括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校外培训机构，也包括没有营业执照和学校执照、有营业执照但没有学校执照的机构；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训(主要指语言、数学等)中存在的“超教学”、“提前教学”、“强化考试”等不良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和竞赛，坚决查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成果与中小学校招生挂钩的行为。

为遏制当前突出问题，《通知》下发。这是政府各部门整顿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的统一行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是一次有效的组合拳。”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设立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条件，要求设立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具备场地、设施设备、办学经费、管理能力、课程资源、具有相应资质的师资等条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监督地方特殊治理

《通知》要求各省尽快出台工作计划，并在4月中旬前向社会公布。目前，各地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

以上海为例，2017年3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对全市6928所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调查。经过深入调查，共有注册机构2255家，占机构总数的32.5%；无照经营企业1398家，占机构总数的20.2%；有3，275个机构没有教育和培训资格，占机构总数的47.3%。

上海在充分覆盖、研究和掌握基地的基础上，对全市各类培训机构进行分类监管:依法查处和取缔无证和无照机构；教育和工商部门应当对未取得教育培训资格的许可机构发布“行政指令”，并限期整改，依法规范；对于持证机构的不规范行为，应加强事后监管，依法规范和纠正其不规范办学行为，有效遏制培训机构的混乱，增强培训机构依法规范办学的意识。

此外，上海还规范了各种竞赛，停止了“亚太杯”、“行走的美洲杯”和“3e英语测试”，并对义务教育学科及其延伸培训机构的教学、竞赛、师资、教材和管理作出了专门规定。

“过去，只有教育部门有针对儿童业务的3e考试培训，现在，它已经完全停止为该项目招生和组织考试。”3月28日上午，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唯教育董事长林涛介绍说，唯教育向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承诺，今后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或参加任何社会组织举办的各种比赛、杯赛和等级考试，不得再组织学生报名或代理报名，也不得再为这类活动提供考试场所。

5月10日，华东检查组对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7省(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听取了各省(市)的汇报，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其中，上海以《规范培训机构和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为指导，按照“全覆盖研究、规范分类治理、提高综合执法水平”的要求，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和“部门联动、城市联动、区际联动”的工作机制，规范了培训机构和市场秩序，加强了事后监管。

“跑”高级教育引起焦虑

成千上万的学费无法阻止父母对补习班的需求和热情。校外培训机构的普及得益于培训需求的持续增长。

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委员会今年提出的一项建议，通过对上海部分中小学家长的问卷调查，84.15%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课，其中87%有数学辅导，69%有英语辅导。

“每个孩子每月的课外辅导、培训和其他费用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等。普通家庭怎么能负担得起呢？”在上海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李在提案中写道。

“现在补习班的费用越来越高，家长们束手无策。他们感到无法忍受，并被迫接受他们。”上海市人大代表马宇无奈地解释说，在目前中考和高考自主招生比例相当大的情况下，家长普遍希望在“裸考”之外为孩子争取更多的机会，这是学费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辅导班是高级学习，早学几年，多学几倍."

熊丙奇认为，要规范教育培训机构，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完善教育培训机构监管体系，依法监管教育培训机构的合法运行，不允许培训机构在灰色地带运行。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都提出了建立联合监管机制的做法，这对于避免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各自为政非常重要。此外，要进一步创新监管制度，实行统一工商登记，增加备案制度，将所有教育培训机构纳入监管范围，通过备案制度建立有效的风险准备金制度。第二，有必要立法反对高等教育。根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规，培训机构的高等教育不违法，但对教育秩序有严重影响。它不再是补课，而是成为了教育的主体。面对“跑来跑去”的高等教育，家长们非常焦虑，全国一些大城市的培训也是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称之为教育的“戏剧效应”。

“对校外培训机构，要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特殊处理，整改的要整改，取缔的要取缔，补充许可的要补充许可，缩小业务范围的要问责，责任追究的要问责。

学校不能置身于这一过程之外，还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配合“咨询”工作。南昌师范大学教育评估研究所所长叶存宏说。

“治理培训课程中的混乱只是一个方面，还必须同时管理培训需求。培训班混乱和强烈的培训需求是当前我国课外培训的两个方面。它只规范培训机构的运作，不改革评估制度，并引导家长减少培训需求。训练热难以降温，训练混乱难以根治。”熊丙奇警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