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改革、开放、创新是40座成功城市最大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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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城市的变化上。

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像深圳这样的故事被称为“奇迹”。同时，城市发展速度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不均衡，竞争力存在差异。

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第16号——40年:城市之火燎原》。根据倪鹏飞、王海波和龚伟进三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有40个城市被评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占据23个席位，中西部核心城市也在崛起。温州、佛山、东莞等民营经济带动的城市也备受关注。

问题是，在过去的40年里，40个成功的城市是如何崛起的？今天这个时候总结经验有什么特殊意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商报记者采访了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教授。

研究40个城市探索“城市成功研究”

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报告已经连续发表了16次。为什么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单独研究“40个最成功的城市”？

倪鹏飞:改革开放40年来，总结中国城市的发展经验，探索其发展势头，解读其发展原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选取中国最成功的40个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新兴城市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对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做出新的解释，可以为中国未来城市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因此，我们选取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最成功的40个城市，分析了它们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城市成功研究”。

Nbd:选择标准是什么？

倪鹏飞:我们首先根据《城市统计年鉴》中的289个地级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选取了过去40年中人口密度增长最快的80个城市；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排名前80位；第三，考虑到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源型城市名单，剔除资源型城市；第四，清除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四个标准必须同时达到，不能相加。

前两项可视为"两个基准"，其中经济密度，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身就是一个效率指标。应该注意的是，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城市的区域面积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只比较总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增长率，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以地区为分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一个“基准”是人口密度的变化，这也考虑了管辖权的变化。同时，从根本上讲，人口是一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表现，一个城市能否长期繁荣取决于人口的变化。

Nbd:为什么不包括资源型城市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倪鹏飞:这相当于“门槛”。资源型城市是无法控制的。在最初的20年里，它们可能发展得很好，可以取代40年的增长，但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它们停滞不前，这就是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资源型城市在过去40年中的变化和起伏确实很大，这很容易导致技术错误，所以我们应该消除它们。城市人口净流出意味着常住人口少于登记人口，这对人们没有吸引力。

全球分工重塑中国的城市结构

Nbd:在40个最成功的城市中，有23个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它们都是行政级别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中心城市。这是否反映了中国过去40年城市化的一些特征？

倪鹏飞:首先要强调的是，成功城市最大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和创新，这40个城市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谁带头改革开放创新，谁就更成功，这也是一个主观因素。

客观地说，首先，从全球区位来看，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世界联系方便。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谁在开放过程中有优势，谁就在城市发展中有优势。沿海有更多成功的城市，因为与外界联系方便。例如，当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他们必须首先去方便的沿海地区。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中刚刚起飞。根据经济规律，现阶段最大的特点是先聚集，即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然后扩散。问题是在哪里收集？当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更好的地方，即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它们是科技和教育等各种因素的聚集中心，工业和经济也将相应地聚集起来，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Nbd:现在，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发展，能否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模式？

倪鹏飞:目前，中国正处于从整体集聚到局部扩散的发展态势，中西部许多城市都在崛起。这些城市只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比如兰州、银川和乌鲁木齐。如果我们总结30年，这些城市可能不会被选中，但当我们总结40年，他们都被列出来。

Nbd:从省域分布来看，广东的城市最多，但同时也有7个省和地区没有城市，比如省会长春和哈尔滨。主要原因是什么？

倪鹏飞:因为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了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参与全球分工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中国也加入了全球产业链。总的来说，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工业体系，使中国原有的工业体系和经济空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在封闭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城市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们的地位正在相对下降。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在40个城市中，只有大连在名单上。

国家统计局:这次河北没有进入40个城市的城市名单。

倪鹏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协调发展。

民营经济在促进城市崛起中可以借鉴

Nbd:应该说，中国城市在一起崛起的同时，发展速度也有一定的差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倪鹏飞: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就国内而言，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浪潮，工业化和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是集聚，即非农产业集聚，即工业和服务业的集聚，以及工业的集聚。另一方面，它是人口的聚集，从农村到城市。集聚意味着它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发展，不可能在960万平方公里内发展。因此，有些人聚得更多，有些人聚得更少，有些人聚得更快，有些人聚得更慢，这就是区别的重要原因。

从全球来看，中国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布局已经被打破，城市格局的发展经历了重大变化和挑战。最初，东南地区是海防的前沿，开放前是一个贫穷的前沿。而东北和中心城市是国家的中心和领导者。改革开放后，原来的边疆变成了开放的边疆，并继续上升。相反，原来的中心和领导者，由于工业体系的断裂，已经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导致城市之间的分化。

Nbd:我们也注意到，在40个城市中，佛山、汕头、温州等城市都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能成为未来城市发展中打破行政权力的有效途径吗？

倪鹏飞:的确，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强的城市近年来相对比较成功。这是对其他城市发展的一种借鉴，也符合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城市成功研究”，每个城市都可以借鉴，都可以主观上主动行动。

Nbd:正如研究报告中提到的，深圳、重庆等城市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发展政策。除了三亚，未来像海南这样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还会有新的亮点吗？

倪鹏飞:这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对该地区的影响，今后一定会继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刚才民营经济发展的城市不同。一是国家政策，二是完全市场化和私营化。在这里，有必要强调地方政府的行动。具体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必须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就像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样，很多都是当地人的自主行为(603883，医药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