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负责人间薪水差20倍 限薪已启动激励也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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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薪酬改革一直是一个难点。薪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被视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支点。

上个月29日，SASAC网站公布了2015年111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信息，最高的超过100万元，最低的只有4万到5万元，平均水平在50万到70万元之间。其中，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两位负责人的税前工资为120.24万元，是2015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的最高收入。

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2015年实施“限薪令”以来，薪酬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员工持股等激励方式也相继实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薪酬上限”，更重要的是探索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模式的长效机制。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进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央企业高管的薪酬构成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定期激励收入三部分组成。企业的效益和行业的发展决定了薪酬水平，薪酬水平可以使效益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企业高管的薪酬限制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调动积极性。然而，自新政实施以来，政策没有得到及时配合，行业内有许多担忧。许多职业经理人和投资者代表也受到了薪酬限制，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2016年12月1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办法》。涉及国家安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中央企业负责人、公益性企业负责人、完全竞争领域负责人和商业企业负责人将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绩效考核分为四个层次，任期激励收入将在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年薪总额的30%以内确定。

李进表示，该文件的制定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增加值评估，努力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投资，优化资本结构。改变以往“一刀切”的管理方式，SASAC正在推进中央企业负责人考试改革，并将对不同职能和类别的企业实行分类考试。

在国资委提出的“十大改革试点”中，与薪酬改革密切相关的包括经理的市场化选拔、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实施和企业薪酬分配的差异化。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曾写道，未来国有企业高管的理想模式主要分为两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命的企业干部；在体制之外，主要是企业经理，他们属于职业经理，他们的工资完全由市场条件决定。

薪酬改革不是简单的减薪

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在过去的两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李进认为，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流失，职业经理人制度尚未建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

自2015年起，被称为“工资限额令”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工资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并实行分类管理。第一批改革涉及72家中央企业的负责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李忠曾表示，此次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规范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分配，调整不合理的过高收入。

中央企业领导的工资制度改革已经开始。据业内人士分析，企业领导的薪酬改革不是简单的降薪，而是薪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薪酬改革被外界视为一个支点，用来煽动国有企业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副总经理邱科对媒体表示，目前国有企业最突出的问题是激励乏力、效率低下。要增强企业内部活力，薪酬分配改革是关键。

此外，地方薪酬改革也全面启动，许多地方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提出实行差别化薪酬分配方式。

员工持股的实施速度很慢

除了“薪酬限制”，探索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模式的长效机制更为重要，员工持股也是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重要内容。李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员工持股政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实施缓慢。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分配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人才的崛起。近年来，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加剧。国有企业留住人才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早些时候说，企业的活力就是人的活力，推进关键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实行利润激励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在股权激励方面，2016年2月，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国有科技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有三个核心内容:骨干持股，不能人人持股；个人持股比例不超过1%，总持股比例不超过30%；人们回去，不持有固定股份。

然而，员工持股的推广非常缓慢。一家国有科技企业的一名员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国有企业的股权和分红激励改革仍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尚未实施。例如，如何将股权和分红激励与现有的绩效考核体系联系起来，如何定量评价科研技术人员在科研项目中的作用和贡献。

2016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对外发布相关文件，明确员工持股的条件和要求。

李进认为，员工持股有助于增强员工对公司长远发展的关注和参与，形成内部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员工以产权为纽带与其他所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关键员工没有热情和归属感，就很难继续国企改革。此外，混合所有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将社会资本引入国有企业。然而，如果不允许员工持股，社会资本仍将成为一种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