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落地一年 女性不愿生二孩因为求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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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婚的年轻女性是谨慎的；已婚无子女，不招；已婚，有一个孩子，杀人，不招募；已婚，有两个孩子，年龄也不算太大。”

2017年1月，“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经整整一年了。中国的主要政策，希望改变严峻的人口形势，在第一年遭遇了各种改革阵痛。

最近在各地举行的两次地方会议上，两个孩子毫无意外地获得了“最关心的话题”的称号。只是这一次，讨论的热点从完全放开变成了放开后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生育意愿的差异、产科床位的短缺、儿科医生的短缺、学位的短缺、教师资源的短缺、老年妇女数量的增加，导致妊娠风险的增加等。

2016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公开披露，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左右的出生人口规模，这与“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一致。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1日至12月15日)，该省新增二孩407，800人。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符合“二孩政策”目标的人群中，系统内的家庭是主要目标群体，占24%。在过去严格的生育政策下，这些人为了事业稳定或未来而放弃生两个孩子，现在他们对放宽生育政策有了更强烈的要求。

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系统中职业群体不断增长的生育意愿也给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带来了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一项调查，仍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害怕生育，不愿生育”。身体疲惫、事业停滞、经济压力、家庭教养等诸多问题对女性生育意愿有着深刻的影响。

高压医院

广州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广州妇幼保健院”)拥有广州最大的产科，在两个医疗区(珠江新城医院区和人民中路医院区)拥有242张产科床位。

在广州，二胎政策的实施给这家医院带来了最大的影响。产科床位紧张，医务人员加班成为常态。

“太忙了。”刘婷(化名)是珠江新城的一名产科护士，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回顾2016年，她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今年她的工作日比往年多了近两三个小时。

据她介绍，2016年广州市分娩的妇女和儿童人数达到23，500人，比2015年的19，000人增加了24%。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母亲超过35岁。

医学上，35岁以上的孕妇被称为老年孕妇。超过这个年龄的怀孕，无论是孕妇还是胎儿，都有很高的风险。

分娩的增加使得本已稀缺的床位越来越紧张。“现在即使你是院长的亲戚，你也得排队等着睡觉。”刘婷哀叹道，据她介绍，在2016年最繁忙的第四季度，往往有8至10名产妇已经分娩，排队等候产床。"只有当前面的女人出院时，她才能留下来。"她说。

与床位短缺相比，老年妇女给医院带来更大的压力。

“一般来说，如果是自然分娩，年轻的初产妇可以在两天内出院。如果是剖腹产，没有问题，她可以在三天内出院。”“但是老年妇女做不到。在这个年龄，女性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注意。”

刘婷(音译)还记得不久前一位上夜班的37岁妇女，她在午夜2点钟获救。

“在30多周的检查中，母亲的血压偏高，起初她没有看到任何严重的症状。一周后我寄出的时候，没想到会很严重。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好了，但母亲仍昏迷在病床上。”她回忆道。

这些高风险女性并不是孤立的案例。刘婷透露，在“二孩”政策实施的那一年，广州市高危孕产妇和儿童的比例达到了15%。仅在2016年12月的一周，就有三名高风险妇女在其产科病房获救。

据广州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其他三甲医院每月有5-10例孕妇大出血。根据全国妇幼保健监测数据，2016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比去年同期高30.6%。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冯利用两次大规模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符合“二胎政策”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生育高峰年龄，而城市的这一比例接近70%。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高危产妇给稀缺的医务人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例如，刘婷所在的产科有200名医护人员，其中主要是30-40岁的女性，这些医护人员本身都表示很想生两个孩子，所以有近20%的人在休产假，工作量的增加是可以想象的。

作为一个“单亲家庭”，刘婷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全能二胎”时代到来之前出生的，但她也后悔“每天在医院忙得连回家后照顾两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鉴于人口发展面临的医疗资源短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增加8.9万张产科床位和14万名产科护士和助产士。

聚集在一起生孩子的中小学教师

在过去一年里，不仅医务人员，而且中小学教师中女性比例也很高。

何媛媛(化名)是广州第七中学的老师。当她的女儿刚满一岁半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在向她表示祝贺的同时，学校领导和同事们也担心空会失去职位。目前，她所在的中学有20名女教师休产假，不包括怀孕后仍坚持在一线工作的教师。据她说，许多老师在上班前几天才放假，她也打算这样做。

作为一名80后学生，何媛媛是学校的主力军。这个年龄组的老师聚在一起生两个孩子是很常见的。

根据广州市人大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广州70后和80后女教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计划要“两个孩子”。

1月8日，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贞光中学校长陈说，学校有近30名女教师怀孕并休产假，占全校教师的14%。

“一些两个孩子的教师的母亲都是上了年纪的母亲，她们从怀孕开始就需要休息。此外，新政策规定产假延长至178天，这意味着这些教师一年之内不能回学校学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还透露，广州约有10%的中学女教师怀孕或休产假。

“教师已经成为生两个孩子的主要力量。主要原因是像学校这样的机构能够很好地执行休假规定。”对此，广州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刊》，“另一股主要力量是公务员”。

据该工作人员称，二胎政策完全放开后，广东省出台了新规定，将产假增加了50天。

《时代周刊》记者了解到，即使在条例出台之前，广州公立学校的教师申请假期奖励并不困难，他们只需要去学校办理延长产假的手续。

虽然在产假期间你不能得到通常的绩效工资，但与产假津贴和基本工资相比，和平时期的工资差别不大。据《时代周刊》记者报道，在广州一所公立中学，一名普通女教师在产假期间的工资约为5500元。

目前，全国有29个省颁布了新修订的地方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了产假和陪产假期限，这些省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了地方产假期限。

例如，新修订的《重庆市计划生育条例》指出，依照法律法规生育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的产假基础上，可以享受30天的产假。此外，产假期满后，根据法律法规生育的女工可以继续休假，直到其子女满一岁。

“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休假很容易，”上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但在私营企业就很难说了。”

在女教师聚在一起生两个孩子的情况下，招聘代课教师是缓解教师压力最常用的方法。广州的许多学校都登广告招聘代课教师。学历要求是大专，工作经验没有限制。工作要求是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并能够参加至少一个学期的课程。

然而，陈透露，由于区财政每月只能支付代课教师3000元，很多学校很难招到代课教师。

"目前，广州正在鼓励政府购买教师服务."对此，广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除了教师编制主体外，还有一类教师是编制部门批准的编外教师，即合同制教师。

这部分指标中的临时教师工资将由财政部门进行分配，以实现同工同酬。此外，广州将探索在不同地区建立后备教师队伍。后备教师的来源主要包括新退休的健康教师、具有教师资格的社会工作者、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师以及将在师范大学就业的毕业生。

然而，这个未实现的计划不能解决迫切的需求。

呼吁采取支持措施

尽管教师、医生、公务员和其他群体都表现出想要两个孩子的强烈愿望，但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家庭不想要两个孩子。

自2016年4月起，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查合作创新中心在10个省(区、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二孩政策对0-15岁儿童家长家庭教育影响的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20.5%的人愿意生两个孩子，53.3%的人不愿意生两个孩子，特别是在发达地区。

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主任陈介绍，约70%的家长认为，“母亲的精力”、“家庭的经济状况”、“幼儿园对孩子的照顾”、“父亲的精力”等家庭条件都是影响两个孩子出生的重要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女性求职是二胎政策的一个障碍。“影响生育意愿的第一个因素是找工作难，占98%。”他说。

“未婚年轻女性，要小心；已婚无子女，不招；已婚，有一个孩子，杀人，不招募；已婚，有两个孩子，年龄也不算太大。”在2017年广东省CPPCC会员的即兴演讲中，深圳百特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CPPCC会员陈清松在人力资源同行中展示了一个受欢迎的笑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段也反映了系统外许多企业对妇女生育的态度。

根据陈清松的说法，“如果一名女雇员请半年假，三个月的工资将由生育保险支付，其余三个月将由公司支付。”如果员工月收入为10000元，企业需要在他不值班时支付30000元以上；同时，公司还需要分配其他员工来代替他们的工作，并且还需要支付六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岗位上，除了生育保险的支付部分，企业还需要为休产假的女员工另外支付9个月的工资，最高可达9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二胎政策和新产假制度的全面实施，日益凸显了对已经遭受就业不平等的女性参与职业发展的影响，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将更抵制招聘女性，尤其是育龄妇女。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即使在广东省通过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后，许多正在休产假的恋爱中的女性仍被公司拒绝延长假期。

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后的第二年，新政的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