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书目、影印出版、数字化回归海外，加速中国古籍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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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卷，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其余收藏在海外。信息图片

近代以来，大量古籍散落海外，许多珍本、珍本和孤本在中国十分罕见。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海外中国古籍的状况日益明朗，大量海外中国古籍通过影印或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找到基础，新的发现一个接一个出现

现存唯一的宋本《中外真迹》，卷十四，中国最早的钓鱼岛记录文献，《后汉书》，南宋初，以及中国佛教史的重大价值...近年来，随着《海外中国古籍目录》各卷的出版，越来越多睡在海外图书馆的中国古籍被唤醒。

《华侨古籍目录》是国家确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之一。自2013年以来，中华书局与30多个海外藏书楼合作，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普查，并编制了书目。2020年初，随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和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古籍目录》的出版，《海外中国古籍目录》共收录了7本，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欧文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等12所海外机构的所有中国古籍都被记录为图书。

国外收集了多少古代中国书籍？这个数字还不是很清楚。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统计，全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共记录了167万件中国文物，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约为10倍，其中包括大量古代典籍和文献。据调查，美国有不少于70万册中国珍本，古籍总数接近400万册；欧洲粗略估计有200万本古籍；越来越多的中国古籍流入日本，可以从《日本中国古籍数据库》中检索到91万本中国书目。到目前为止，国外公共图书馆、高校和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古籍文献还没有清晰、系统的统计数据。

“保护仍然是整理中国古籍的首要任务，要保护它，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基础。”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通过编纂《海外中国古籍目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海外中国古籍的家族背景。”

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部主任李国庆说，通常每个人都关注著名的大图书馆，但通常很少关注北美中小型图书馆的藏书。然而，通过编辑书目，发现这些中小型图书馆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例如，像爱荷华大学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以前有中国古籍，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了229种，其中最早的是元代的书籍。加州一所大学在调查中实际发现了近1000种古籍，包括宋刻本和元刻本。

众所周知，目前，国外大多数拥有中国古籍的图书馆没有中国研究型馆员，缺乏精通中国古籍和古籍编目的人才。因此，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国的古籍自进入西藏后就没有整理过，有些甚至堆积了数百年。2006年发现的1896年出版的《石鑫小说》的最早手稿，是在一所大学图书馆搬迁时在两个满是灰尘的纸箱里偶然发现的。“这就是编纂海外中国古籍书目的意义。通过编辑书目、调查藏书和整理藏书，学者们可以使用它。”顾青说。

杨海正教授和她的同事长期从事日本中国古籍的研究和复制。目前，她负责整理和复制京都大学收藏的中国古籍。杨海正说，日本大学中文图书总收藏量占日本中文图书总收藏量的一半以上。除了皇室、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和寺庙，日本大学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杨海军指出，尽管日本大学对中国古籍的编目和数字化工作做得很好，但并没有涵盖所有部门的藏书，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和京都大学文学系图书馆。在考察中发现，南宋刻本为《侯》，宋刻本为《杜工部诗千言集注》，元刻本为《修百丈清规》

“很多时候，你需要亲自去这些图书馆看书。否则，你以前听到的一些消息往往会产生误导。”杨对说道。

中外携手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和利用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史陈列室，书架上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等系列丛书，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和辉煌。

自1998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派人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参观和整理古籍。20年来，双方携手合作，出版了三套珍贵古籍和珍贵图书资料。据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约有2400本乾隆以前的珍本，其中宋、元、明三代的珍本约有1500本，其他图书馆则有188本。这些书的影印和出版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是影印和出版珍贵的传统经典书籍的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唐说:“我非常钦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开放精神。他们的馆长说，虽然这些书是哈佛燕京大学的，但知识就是世界，学者应该为世界所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表示，该图书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保持联系已有20多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后者的专业精神所感动。“为了省钱，他们总是住在郊区的一些小旅馆里，所以他们比我在这里住了20年更熟悉波士顿地铁的运营。他们从未问过我，从未问过他们去哪里玩和看风景，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工作。这种专业精神打动了我。”郑炯文说道。

唐·表示，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长期合作中，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海外文献整理出版模式，即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邀请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到图书馆对某一专题或某一类馆藏文献进行学术整理，整理结果通过出版社出版。这种模式通过影印图书方便了大量散落海外的珍贵文献的归还，方便了国内外学者的使用，尤其是国内学者不出国就能获得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学术资源。

中国学者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图书馆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据郑炯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多达4万种。仅由研究图书馆员对它们进行编目和整理是不现实的。多年来，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共同整理汇编。

除了古籍之外，许多海外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甲胄、竹帛、石刻、书籍和各种古代历史档案，其中许多是中国不存在的珍稀书籍。然而，由于缺乏专业人员，这些材料长期堆放，急需国内专家帮助整理。如果把这些材料都整理出来，就会使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更加清晰，这对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唐对说道。

全面规划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编制了《海外中国古籍目录》，以了解海外中国古籍的保存情况。目的是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不是拥有这些书。”顾青提醒说，在考察海外古籍时，一些中国学者过于关注孤书和珍本，而对普通古籍关注不够。事实上，大多数海外中国古籍都是普通古籍，其版本价值可能无法与单本和珍本相提并论。然而，这些古籍却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培养了许多海外的博学之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能只看版本价值，还要看沟通价值。因此，我们应该站得更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古籍。”顾青说。

目前，我国海外中国古籍的研究和出版需要在总体规划上进一步加强。出版界、图书馆界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次攻击，而且作品比较分散。海外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仍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质量低下和版权纠纷等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统筹规划，统筹规划，形成合力。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积极推进海外流失中国古籍的归还工作，结合国家古籍规划的制定，有步骤、有计划地系统推进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零散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并编制海外流失古籍总目录。同时，研究、整理和出版三个环节紧密相连。通过出版和数字化，成千上万的国外珍贵古籍得以体现，不仅传承了文明，造福了森林，而且有效地改变了“他国历史，海外文学”的局面

主编: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