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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著名的左翼经济和政治学者,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新的研究论文《婆罗门左派对商人右派: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樟宜“ng”结构的政治冲突》,探讨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平等、政治结构和社会形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皮彻蒂的研究基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大选后1948年至2017年的调查数据。经过对这些大数据的长期跟踪和分析,皮彻蒂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可怕的结论:
在过去,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民主社会结构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曾经代表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政党正在演变成由高收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控制的精英组织,他们无视底层人民的声音和需求,导致人民被排除在民主决策之外。这种趋势迫使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逐渐脱离政党,进而加入“反对精英政治”的民粹主义阵营,加速了整个世界的分裂和不平等。
皮契蒂认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各种国家制度都无法消除不平等,民粹主义在世界上盛行,而像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当选和其他精英被公众击败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经常发生。
要理解皮契蒂的研究对人类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从他对全球不平等的长期研究开始。
遗产和中产阶级导致财富下降
皮卡迪在2014年出版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连续几个月,它在社会科学书籍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美国媒体对皮卡迪大街进行了“轰炸”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dman)甚至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三篇评论,称赞它是“今年最重要的经济书籍,甚至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书籍。”
事实上,这本世界上“红得不能再红”的书告诉我们一件事: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的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收入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财富和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事实上,这很容易理解。例如,投资房地产的收入大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一个人一生工作所节省的钱可能不如一栋房子。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并降低社会流动性。年轻人只有为父亲而战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皮彻蒂的研究数据显示,欧洲前10%的人占总财富的60%,而在美国是70%;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在2010年占总财富的5%;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欧洲占总财富的1/3,在美国占1/4。
“过去积累的财富远比将来挣得的收入重要。”在《21世纪的资本》中,皮契蒂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财富正因继承和中产阶级而减少。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滑向下层阶级,“向下流动”甚至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曾经占据英国和美国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底层阶级的数量正在扩大。
皮卡提的药方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税,以抑制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然而,每个人都没有把这个建议看得太重。毕竟,全球税收听起来不可靠,是精英们决定是否向富人征税。对他们来说,搬动奶酪并不容易。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对2014年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直觉。
直到2016年,出现了两只黑天鹅: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和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在这两者背后,他们是底层人民击败精英的最好例子。站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会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分裂,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底层人民的“复仇”
在2018年的这篇新论文中,皮契蒂看到世界被分割了,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甚至那些曾经代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政党现在也掌握在精英手中。按照皮契蒂的话说,高种姓的“婆罗门”已经掌握了谈论政党的权利。没有人代表底层人民说话,迫使他们向简单而暴力的民粹主义阵营靠拢。“革命可以打倒土豪,可以分田地”成了这群人的一个明显的目标。
皮契蒂引用了几个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传统上,美国民主党被认为是一个由低教育水平的中下阶层人士组成的政党。当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竞选时,59%投票给他的选民没有大学学位,41%有大学学位;但是20年后,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时,45.7%的选民没有大学学位,超过一半的人有大学学位,占54.3%。在1952年和1956年,在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中,分别只有29%和31%的人拥有大学文凭。
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即原本代表中下阶层的政党越来越被这一群体的精英所占据,而那些被排斥的政党则滑入了民粹主义的圈子。特朗普的当选得益于这些转向民粹主义的中下阶层选民的支持。
《纽约时报》在讨论皮切特的这篇论文时,用了两张图片来说明这一趋势。
第一个是关于极少数精英及其在大选中的巨大影响。
这幅图显示,截至2012年,最富有的阶层占总人口的0.01%,他们的财富从20世纪80年代占国家总财富的3%增加到11%,翻了两番,这意味着财富正在向最富有的阶层聚集;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数字——他们对竞选费用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的16%增加到40%,接近一半。
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对大选的影响可以用现金来估计,那么这群只占总人口0.01%的人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方向。还应该指出,除了富有之外,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法院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增加个人对大选的财政支持,以便富人有机会更多地支持他们的候选人。
第二幅图是关于教育与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关系。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出,从1988年到2012年,美国公民的教育水平越高,平均工资和各种保险收入增长越快,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增长42%,大学学历增长16%。最糟糕的是高中以下的人,平均收入甚至下降了13%。
因此,皮契蒂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美国、英国和法国是多党民主制国家,但不同的政党被不同的精英团体所控制,中、下层阶级被排除在民主决策之外。此外,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和政治空分裂将导致未来世界秩序的巨大变化。
例如,在美国,最初代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民主党已成为有权谈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婆罗门)的左派,而由传统富商组成的共和党仍被寡头和巨头所控制。事实上,这两种力量在美国社会中是相互斗争的。
Picchetti指出,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些底层人民政治思想的变化,婆罗门和商人就无法照顾到最贫困、未受教育和社会弱势的底层人民的权益,他们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他们的阶级不断固化,那么他们只能聚集在民粹主义的行列中,成为他们自己的人。
按照皮契蒂的逻辑,这些底层的人只能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打倒土豪,分田”,通过革命和暴力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世界真的变得更糟了吗?
从《21世纪的资本》到最近的论文《婆罗门左派与商人右派》,皮卡蒂主要讲述了同一点:世界上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经济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政治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猖獗。它们共同创造了今天极度分裂的世界和非常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各种严重后果。
但是世界真的变得更糟了吗?皮契蒂的分析和研究全面而客观吗?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对皮契蒂的研究。包括著名的《21世纪的资本》一书在内,经济学界有不同的声音。简而言之,皮契蒂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
这篇论文也是如此。皮契蒂一再强调,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阶层是他所在政党的主要力量。今天,这个政党的主要力量已经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但他似乎忽视了世界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当然,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低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可能相当于半个世纪前的高中毕业生。因此,我们不能证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已经远离了大学毕业生绝对数量的数据。
第二,《纽约时报》的评论还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离开民主党是有历史原因的。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共和党在工人占主导地位的州做了大量的功课,所以许多有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州实际上投了共和党的票。最少可以解释的是,共和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民主党中下阶层的离去不能归咎于政治不平等。
当然,像这样的观点有很多,很多权威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讨论。但我们不能否认皮切特的研究的重要价值。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世界上的不平等,弥合政治的两极分化和分裂,使世界更加民主和公平,那么皮契蒂指出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否则,从长远来看,世界将成为少数有权力的精英(“婆罗门”和富商)和被边缘化的中下阶层(包括大量从中产阶级中跌落的人)之间的两极对立。那时,弱小的后者将会凝聚成强大的民粹主义力量。
这种分裂和两极分化是没有人希望看到的未来。
标题:世界上最穷的那些人 准备对我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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