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 央行行长易纲面临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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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位央行系统官员向《时代周刊》记者指出，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易纲一直坚持渐进式改革方法，但他对理想彼岸的信念从未改变。

自3月19日被任命为央行行长以来，易纲经历了一百多天的动荡。

在过去的100天里，国内外资本市场一直暗流涌动: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美国发动了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开始；在国内去杠杆化下，违约潮来袭，市场情绪波动。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央行稳定，已成为易纲面临的新挑战。

“一位不受市场和公众批评的现任央行行长，是一位历史上不会站出来说话的行长。”易纲在2014年写了这句话，这让外界期待他解决经济问题。

“作为‘海归’和‘学院派’，易纲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位央行系统官员向《时代周刊》记者指出，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易纲一直坚持渐进式改革方法，但他对理想的另一面的信念从未改变。

结构性货币政策有了新的理念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易纲三次叫停中国股市。

在6月19日和7月2日的讲话中，易纲反复强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7月3日上午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91%。外汇市场波动很大。当市场期待权威解释时，易纲再次站起来表示:“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以及一些顺周期行为。”易纲预测，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仍处于积极状态，“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自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实施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去杠杆化仍在继续。受此影响，社会融资表外融资收缩，表外融资向表内融资转移趋势持续，社会融资增速放缓。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5月份社会融资增加了7608亿元，达到22个月来的最低点。社会融资增长缓慢，尤其是有限的表外融资，使得一些企业的资金链紧张。另一方面，债券违约潮使信用风险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截至6月底，已有24笔债券违约，违约金金额达233亿元。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仍不明朗。

易纲上任后，面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央行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平衡稳定增长和去杠杆化，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

从年初到6月初，央行决定适度扩大中期贷款担保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促进信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从7月5日起，央行将相关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这些都是央行结合各项措施采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律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实现资金的定向滴灌，“避免资金再次流向国有企业等高杠杆实体，更好地将有效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以上。”

频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反映了易纲作为学者型官员的工作作风。

易纲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就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新旧政策工具将并行交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孰轻孰重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新旧政策工具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监管的艺术。

金融开放不是“放手”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40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拥抱世界，还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它。

对于金融改革而言，“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监管”是两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金融开放将创造一个更健康、更高效的金融体系。据央行官方网站报道，易纲上任以来，先后会见了10位央行行长、2位开发银行行长、1位副总理和1位财政部长。虽然会议的内容有所不同，比如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h·鲍威尔讨论货币政策，与瑞士财政部长尤利·莫伊雷尔和瑞士央行行长托马斯·乔丹讨论秘密货币，但几乎都涉及金融合作。

“金融开放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开放，让它去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第二，我们必须坚持特许经营。”5月29日，易纲在2018金融街(000402)论坛年会上谈到金融开放，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此前，在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易纲提出了金融业开放的三个原则；随后，在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易纲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易纲重申。

"加强金融监管与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尹振涛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一方面，加强监管可以稳定金融市场，为提高开放水平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引入将迫使国内金融业的合规化进程。

在我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4月底，“两会”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控制框架”以来，监管部门发布的第一个金融监管体系，并于3月底经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今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全国政协关于“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专题咨询会上说了四句话:“做生意需要资金，借钱要还，投资要冒风险。”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决策层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央行获得了更大的监管权力，这意味着负担会更重。”上述央行系统官员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此人还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不会改变。"金融监管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改革的重要起点."

"中央银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中央财经大学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央行近期在国际平台上的态度充分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促进金融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能的三位一体”问题新解

“受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影响，未来两三个月，中国经济金融走势的挑战相对较大。”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关庆友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

“今年的三大判断:金融周期的顶峰导致流动性的衰退；新一轮产能循环的底部导致了经济的“L”型韧性；中美贸易战是长期的，而且越来越严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6月26日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对易纲来说，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中找到平衡点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不可能的不可能三位一体”: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两个，但不能同时有三个。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允许资本流动，并要求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很难保持汇率稳定。如果需要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

1993年，印第安纳大学教师易纲和他的同事唐贤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本文用等边三角形任意点到三条边的垂直距离之和为常数的数学原理证明了“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时隔23年，2016年4月14日，美中(香港股票00370)大放异彩。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就人民币汇率展开了对话。双方的核心思维框架仍然是“不可能的三位一体”。观众问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它应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应该保持稳定。这是矛盾的吗？易纲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确实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我们需要权衡利弊和短期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市场供求是首要考虑因素。”但是，易纲继续解释说，“不可能三位一体”的理论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把三角形的两边各占一部分，三者结合起来，总和仍然等于二。”我的工作就是将它们进行优化组合。”

“易纲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不可能的三位一体’的新理解。”一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金融监管体系工作者向《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在中国金融工作中面临着现实的局限，许多经济学家正在逐步拓展他们的相关理论。研究人员指出，在中国当前金融风险高、经济金融杠杆高、房地产泡沫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我们不应过于相信“不可能的三位一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也需要反周期行政干预作为重要手段。

与经济增长的启动期相比，中央银行在保持经济增长期间面临的任务有很大不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仍需面对如何双管齐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