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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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时代周刊》记者谢江山来自上海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和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被认为是指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理念已经被人们讨论多年，并被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覆盖广东省的九个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面积5.6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

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一直被提及。2016年6月，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ipp)正式向中央提交了由郑永年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莫教授共同撰写的政策报告，建议创建“珠江口湾区”。

郑永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区域一体化，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平台，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做出更大的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让广东承担更大的责任

《时代周刊》:您在《珠江口附近的大湾区与香港青年的出路》一文的开头写道:“没有南方的开放，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Paulson)去年也在《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写道:地方实验往往演变成国家政策，最终改变了中国。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来说，华南(广东)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必须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域，不断尝试和创新，以确保改革的普及。经过近40年的发展，你认为广东改革先锋的特点保持不变吗？粤港澳大湾区能被视为中国下一次改革的试验田吗？

郑永年:当然，广东改革先锋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无论是“先锋”还是“领袖”，广东都需要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经济上，广东是一个大省，深圳的科技创新近年来一直很好。然而，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其他省份都进行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的改革力度甚至超过了广东。因此，广东不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发展，而是在寻求新的创新。

过去，广东是国家发展的“先锋”。我们现在如何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大的新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应该以广东为中心，但它的定位很重要。成为“领导者”是国家工程，而不仅仅是广东工程。广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实验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场。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制度创新和区域一体化的概念。

时代周刊: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早在2010年，珠江三角洲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但珠江三角洲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主。与大湾区的纽约、三藩市和东京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帮助珠江三角洲完成这一升级？

郑永年: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目标。为什么它仍然以制造业为导向？目前，珠江三角洲、广东、香港、澳门等城市分头重复工作，城市一体化程度不高。从经济上讲，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在中央政府的总体规划下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密切合作。

多问些问题。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拥有良好的金融条件。大湾区能融入像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吗？欧盟国家的就业市场一直表现良好。许多主权国家都有互惠互利的社会政策。广东、香港和澳门能连接吗？香港和澳门的服务业非常发达。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不仅在经济上是互利的，而且社会政策、金融和服务应该整合吗？我们可以向港澳居民开放住房政策吗？你想为他们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吗？这些将是广东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它们，你会找到中央政府。

“一带一路”不仅形成了，而且实施了

时代周刊:你曾经写道:“中国需要全球化，开放政策是一个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国必须肩负起推动全球化的重大责任。”自三年多前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你如何评价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化？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它是中国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战略的主体。这非常重要，国家决心做好这件事。中国并不是说“一带一路”是“我的项目”，而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包容性项目。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理念，现在已经转化为一个具体的项目，实际上是整合周边地区。中国拥有邻近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技术、生产能力和资本。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已经启动，经济效益开始慢慢显现。三年时间不长，但已经从一个概念和创意转变为一个具体项目，其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并将越来越好——“一带一路”峰会论坛将于5月举行。

在过去(走出去)，主要是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走出去，与沿线国家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与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不同，中国坚持睦邻友好、安全繁荣，以自身发展促进别国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即使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也很有趣。整合后如何让每个人都出去需要考虑。

时代周刊:特朗普上任后终止了tpp。你认为tpp和一带一路有什么不同？tpp的终止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何影响？

郑永年:tpp是排他性的，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Tpp以规则为导向，而一带一路则以发展为导向。Tpp主要从事标准和编写规则。“一带一路”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中国从未说过要通过“一带一路”来制定规则，就像中国从未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别人一样。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的机构，是双方共同讨论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并在加入后有发言权。中国照顾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这一点，即使它将来变得更强大，不要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大国不应该太自私。

tpp的终止对一带一路影响甚微。中国可以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经济贸易。

时代周刊:今年5月，中国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这是否表明“一带一路”已经初具规模？

郑永年:“一带一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实施。讨论阶段已经过去，项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下一步是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促进“一带一路”的更有效实施。

《时代周刊》:在未来一年，中国的工作重点仍将是供应方的结构改革。根据你的观察，“一带一路”和中国推动的供应方结构改革有相互影响吗？

郑永年:有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一部分，正如Xi之前提到的，“一带一路”是为了重新平衡世界经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2008年后，美国、欧洲和日本没有完全苏醒化，世界经济失去了动力。2008年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尽管中国经济近年来有所下滑，但由于其庞大的经济基础，中国仍是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承担了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任务——发展中国家也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